简良开先生自传《成就梦想》--连载（9）第 一 部 不忘初心 铭记乡愁（第六章）

简恩承

第六章   初露头角  梦想成真

第一节 如愿以偿

    县委宣传部是主管意识形态的职能部门，新闻报导组是其直接隶属机构，在揭批查运动中，将新闻报导组一锅端。1978年1月1日，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曾必孟将县委下达的任职通知书传递给我。由此，我正式担任永胜县新闻报导组组长，新闻报导组名为“组”，实际就我一个人。由此我一直在永胜县委宣传队部供职20多年，直至退休。原新闻报导组与我交接工作的只有周开郑一人，周开郑移交给我一架海鸥4A型120照相机和一个老掉牙的蓄电池已坏、充一次电只能闪一次光的又大又笨似卫生箱的闪光机。也从此时起，我算是名正言顺地当了“土记者”，成为新闻媒体的专业人才，《云南日报》、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支部生活》等党报党刊的通讯员，我的身影足迹遍及永胜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我初中时的“记者梦”变为现实，梦想成真。

    一个苦出身，又经过八年军旅生涯磨练的人，既舍得吃苦，自觉性很高，明智地悟知成才之道。

1978年2月8日，永胜县康家河水库定向爆破成功。一次填坑大坝77.4万立方米，马鞍点高28米，堆积平均高33米，，炸药用量559吨，投入资金181.5万元。此水库1974年12月动工兴建，蓄水84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500亩。我到现场拍摄定向定向爆破资料照片，第一次学用照相机和闪光灯。

    同年5月15日，马鹿槽水库实施定向爆破筑坝。马鹿槽位于东山、东风两贫困山区结合部，在六十年代中期，为采伐木材，曾修通一条林区公路，从母鸡河进山，距县城一百多公里。水库工程于上年开工，运去300吨TNT炸药，堆放在山肚子里，凭炸药的内功推动力将47.26万方泥石推向已测定的方向填筑，以此构筑堤坝，再经碾压而成。此水库共投资150.47万元。炸药用量300吨。马鞍高点18米，堆积平均高25米，库容270万立方米，实际蓄水26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3000亩。引爆前一天，爆雨倾盆，泥泞路烂，车轮打滑，大车上路已很危险，驾驶员不敢上路。为把定向爆破时那惊心动魄的壮观场面拍摄下来，副县长、马鹿槽工程指挥长沈中连下命令，别说下大雨，就是下刀也得去，汽车去不了就走路去，连夜赶也要在爆破前赶到那里。我接受了任务，与县照相馆的摄影师谭光一道，背着周开郑移交的那台照相机和闪光灯，冒着倾盆大雨，从县城出发，一上午走出30 公里，在六德乡餐馆用过午餐，便又急匆匆冒雨前行，从那依箐抄近路上山，否则无法在翌日中午前赶到马鹿槽爆破地点。下午，天放晴一会又下一会雨，反复无常。我和谭光浑身不知出了多少次汗水，又淋湿了多少次。纳依箐箐深林密，山路崎岖，上山的路全是羊肠小道，既无向导也不识路径，只能凭意向性方位摸索着走，山高坡陡，踽踽独行，走错道返回重走已无法避免。幸免原始森林已采伐殆尽，否则势必与凶猛野兽打交道了。晚上9时许，我们方才来到深山里碧泉林业局十一连一工人家住下。这户工人家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吃马铃薯，喝干板腌菜汤，尽管吃杂粮。我们又累又饿，狼吞虎咽，吃起来挺香的。因为路赶的很急，脚又疼又硬棒，抬都抬不起来，主人家烧热水给我们好好烫了脚，在脚底板上沫上盐面便睡了。

    翌日一早，我们咬着牙关，步履艰难地上路了。幸好有人赶着去看热闹，路上有当地群众同伴，终于在水库定向爆破引爆前半小时赶到现场。数千山民已聚集在那里围观，我们按指挥部安排的观察点就位拍照。

    马鹿槽水库实施定向爆破筑坝工程拍照回来，接着由曾必孟带领继续为康家河水库进行二次定向爆破拍摄数据图片，曾必孟带和我徒步前往康家河水库工地。曾必孟和我一早从永胜县城出发徒步下到板山河吃午餐，接着从黄土坡上山直奔康家水库爆破工地。第二天拍摄定向爆破工程。尔后经习甸坝下到光华公社作具体采访，第三天从光华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到金官公社。康家河水库、马鹿槽水库定向爆破工地，两处都是冒着倾盆大雨赶赴现场拍摄并写下极其珍贵、极其壮观的图片数据和文章。

    同年9月17日，中秋节，永胜与鹤庆交界的金沙江朵美渡口发生重大沉船事故。朵美渡口是永胜县太极，沿江一带的各族群众进入鹤庆县的主要渡口。朵美街是鹤庆县的重要集市。过去一直用简陋的木船靠人力摆渡，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翻船死人事故。这天，赶朵美街的人较多，各地去赶集的人一大早就带着农副产品，家禽家畜，日用杂货等各种商品云集江边，等候上船。上午十点左右，鹤庆朵美船工李老六、李十六和毛中群3人划船摆渡赶集的人。群众赶集心切，又缺乏安全意识，不听招呼，争先恐后，搬运货物，抢上渡船。船工安全意识淡薄，未能有效地维持秩序，对超载后还再挤上船的人制止不力，致使仅能载运五六十人的木船挤进了114人并放上一千多公斤的货物，严重超载。木船吃水很深。当时也有部分群众不去争抢，等待下次摆渡，或进船后又主动出来，有的则被亲友叫出来，这部分人自然幸免于难。

    当时江水暴涨，江水浑浊，回流处的暗礁无法看清。木船严重超载且前轻后重，离岸后，正当船头搭上急流的紧要关头，船尾却搁在回流处一块鱼背形的砂石上。这时，整个船身被急流冲击而下，船尾的船帮与船底衔接处被撕开一道大口子，江水汹涌入船，木船很快沉没。114人仅有20人得救， 94人溺水而死，其中永胜县遇难87人。事故发生后，我本欲赶赴现场搞专题报导，但因交通不便，涛源至太极一线不通公路，也无车去涛源，无法去采访报导。加之我父母亲来永胜，我也走不开。这起重大事故，后来由曾任县委副书记的本地人杨永茂和民政局员工戚永刚联名撰稿，发在《永胜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我这个“光杆司令”，独人办公持续了整整两年，几乎跑遍了全县的山乡，发出并已采用的新闻稿件近百篇。参加县直机关在15公里外的新营乡范家河“移山造田”运动70天。《云南日报》采用文字、图片稿件15篇（件），其中重头稿有《千亩棉田跨百斤》、《程海湖畔春意浓》、《三川坝小麦高产传喜讯》等长篇报导。

    1979年，在《云南日报》发表《记新长征突击手刘自芳》，血防工作新成效等，并相继在云南卫生报、云南科技报、春城晚报等到报刊上发表新闻稿件数十篇。我应云南日报社之约，首次写出《永胜县概况》，由云南日报社组成单行本出版。这期间，“土记者”的稿件被采用，至多是只看到报纸、听到广播而已，是一种纯义务性质的服务性工作，无任何报酬，因还未实行稿酬制。

    7——12月，县委组织部让我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干部进修班学习，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再次深造。我们丽江区参加这次进修的有在我转业前就已调走的原永胜县委宣传部长后任丽江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曹子清，丽江县委党校校长和振武，宁蒗县委宣部干事秦正新。秦正新高中毕业回宁蒗，由县人武部聘请搞新闻宣传，数年后调任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我们原是好朋友，“文革”他参与组建永胜一中“井冈山”兵团，曾与我相对，跳的比较凶，人称“跳宝宝”，搞过“打砸抢”。经过十年风雨的闯荡磨练，已到而立岁月，成长成熟了，思想有了根本转变。在学习期间，我们又成为好朋友，住在一起，编在一个组，一起学习，一起逛西山龙门，他多次向我道歉，对当时“跳宝宝”行为表示忏悔，说当时由于幼稚无知，不谙世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甚是惭愧。对不起我，表示道歉，请我原谅。我欣然笑笑，说我们都经历“文革”的茫然岁月，个个都有沉痛教训要汲取，过去的已经过去，我是不会计较的。常言道：“有容乃大”。人要有一颗宽容之心，要能容天下难容之事。我们要学会宽容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人，特别是与自己有矛盾的人。宽容别人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心灵松绑，否则，只会给自己的心灵加压，受累的还是自己。要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多看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宽容别人不足之处，一分为二地看待别人。凡事争则两败，让则两利。
    1979年冬，报导组有了个助手马天茂。马天茂原永胜一中我的前任学生会主席，他高中毕业考入云南大学，“文革”中当知青到红河州弥勒县小三家农场接受“再教育”，随后分配到云南日报社当记者，因家在农村，家庭负担重，要求调回永胜工作，我们成为同事挚友。后来马天茂相继调任永胜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党校校长直至退休。

1980年春，云南日报主任记者秦玉汉来永胜，配合我和马天茂，对永胜农业农村建设成就以及小麦、水稻、棉花高产丰产作了规模性宣传。

    1981年2月6日，大年初二晚，期纳公社清水大队群众在沙河东岳寺看电影，周围村庄的群众也集中来观看，观众相当多，由于放映时间延迟，观众几进几出，在场外等候的人也相当多，互助拥挤。最后突然听说开始放映，观众一哄而上，引起骚扰，在沙河东岳寺拥挤踩踏，发生特大伤亡事件，死亡10人，伤80人。当晚，我在县委大门口值班。隆冬未过，寒气逼人。我刚烧燃炭火，就接到电话，期纳清水大队院内放广场电影，电影片子从其它地方送去，因时间滞后，观众心急火燎，人们随意出入大门打听片子消息，秩序大乱，由于大门出入太过拥挤，踏死人，噩耗传来，我当即向值班的县委副书记、县长赵泽宗汇报，随时收取各方面的信息，传达县委、政府的指示，通知县供销社主任姜永昌安排棺材，公检法司和相关部门领导率员到现场处理事故，抢救伤员，安抚民心，维持社治安。我在值班室通宵达旦坚守岗位，处理事故。

第二节  灯下黯然

    1978年冬，碰上多年未遇的调工资的机会，我属于40%的范围，无论工作能力、劳动态度、贡献角度、政治标准，或是工资档次都无疑问的该晋一级了。但在那范围内，工龄比我长，工资跟我一样或比我低的也还不少，面对僧多粥少的现状，我高风亮节，舍己为人，主动放弃了晋级的机会。晋一级工资不容易，谁不想多进几文？我发扬了雷锋精神，人家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方便于人的精神。

    1980年春，国家又对40%的人晋升一级工资，我已让过一次，这次可不能再让了。“三榜定音”，前两榜都有我的名，但在第三榜定榜时，那些工于心计的当权者却让我“哑巴噎黄莲——有苦吐不出来”

清明节那天，我家里来了客人，亲戚，妻子的舅父魏章从县瓷厂矿源地关照山下来办事；弟媳李树仙（简良祥之妻，在丽江省林业工程公司工作）从丽江过来，一家子热热闹闹，欢欢喜喜用过晚餐。我看看时间，才六点半，天时尚早，便去办公室赶写县里一季度黄金生产达350两的新闻稿，急着发往报社。约摸过了半个小时，弟媳李树仙抱着我的么女儿小三，急匆匆地跑进办公室对我说：“哥，出大事啦，姐姐被人打伤了。很重，已不省人事……”

    凶讯犹如晴天霹雳，县政府大院内竟有人行凶作恶？！我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妻子虽然脾气古怪一点，但向来在外面很会处理各种关系，是个地道的良家妇女，除上班守框台而外，从不关心外面的世界。我们家住进县委大院后，与大院里的领导、职工家属处的很好，未发生过口角，结下什么梁子。那么有谁跟她过不去呢？当时我什么也来不及想，便跑了回来。只见院子里已站满了人，有县委副书记和学忠，县委办公室主任陈武、副主任刘翰香和其它干部、家属等。县委办公室主任陈武对我说：“小简，你一定要冷静，这事有我们这多人作证，你妻子是无辜的，我们会为你作主。眼下最重要的是把你妻子送进医院抢救治疗，你是她丈夫，由你去护理最好，别人去你是不会放心的。别的事情一切由我们去处理。你就一心一意在医院照料病人。”

    如果妻子伤到致命处，若不及时抢救后果不堪设想。你打多少官司，凶手也受到应有制裁，但人命要得回来么？我当然明白，既有领导、有组织作证作主，我还顾虑什么呢？火烧眉毛顾眼前，抢救妻子要紧。当即县委派车，由我护送妻子到县医院抢救。幸好没伤到要害，经县医院半个月的救治便已治愈康复。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我住所的院子对面平房里有个刚就业的青年，此时也在房间里两兄弟饮酒狂欢，又喝又跳，其形滑稽可笑。我七岁的儿子小红与同院的几个小孩觉得好玩，跑去看热闹，几个小孩哄笑起来。这兄弟俩便呲牙咧嘴，捞脚抹手跳出来欺哄小孩。把小孩吓得嘶声呵喊，四散奔逃。正逢妻子在院子一角的井边洗衣服，见状忙喝护孩子，劝道：“你们是大人，怎么吓唬孩子？”兄弟俩则借酒性发疯，蛮不讲理骂开了下流话。妻子气不过也骂了一句：“简直没教养的畜牲！”“畜牲就畜牲，今天就让你这臭婆娘尝尝畜牲的辣子汤……”那里丑话出口便左右开弓，前后夹击，拳打脚踢，对她就是一顿毒打。院中人们闻讯出来左劝右拉，费了不少劲才把兄弟俩拖开。

    蹊跷的是这起闹剧有背景，是蓄意制造的一起凶案，调资办的头儿为给其亲戚晋级而唆使这兄弟俩弄的一出火暴剧，兄弟俩是被人当枪使。我在医院护理妻子半个月，闹事的兄弟俩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县委机关的工资调级则定了榜，我的晋级名额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我觉得妻子受害的背后大有文章，要求负责调资的头儿们把事情按政策说清楚。头儿们并未作任何正式回答，只轻描淡写地解释了一通，简言之：“你是从六类工资区转入三类工资区的，现在落实政策，你按六类工资区标准执行，正工资从45．5元调为49．5元，增加4元，扣掉1 元的粮价补贴，实际增加3元，为48．5元，相当于一级工资。所以，群众意见，你该晋一级工资，但僧多粥少，没办法，只好请你高风亮节了。”也不开什么职工大会，就这样私下拍板定了案。接着就把我抽调到程海湖畔当工作队，一去三个月，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已晋升到丽江地区任副专员的好友金人庆透露了真情：“这次调资你未能晋级的事，据我所知是因你在县委会工作锋芒太露，刚直不阿，行者无心，听者有意。县委机关也不都是靠得住的信任衙门啊！你要随时注意，待人处事得多个心眼。”

    啊！灯下黑！

    做人不就要讲正义，讲人格吗？灯下黑又怎么样。我这人就这个性格，光明磊落，大义凛然，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我眼里容不下沙子，淡白明志，夙夜在公。我一如既往与邪恶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那些与帮派势力沾亲带故的哥儿们一个个投机钻营，使阴毒。光明大道隐阴影，仕途宽阔藏险恶。

坎坷曲折，于汝玉成。我自此无心仕途，位卑不忘初心，只求业绩有建树，待遇低微，发奋写作，以稿酬填补收入，调节生活。生活清贫志不渝，世态炎凉心有数。

第三节  凶案见闻

    1980年春夏之交，我在在程海湖畔当工作队期间，碰到的一起险恶之事。一天下午五时许，我写了大火山村民发奋图强，群策群力发展生产，千方百计寻求脱贫路子的一篇新闻稿件，到公社办公室找订书机装订，并请办公室主任欧廷朝审阅盖章。倏见一个农村妇女惊惶失措地冲了进来：“同志，救救我……李云端杀了我男人，还要……追杀我……我男人王文祥是生产队长……”我往窗外看，果见一个气势汹汹的汉子右手握着把杀猪刀，刀上还在滴血，在公社院子里东张西望，搜寻实施目标。我忙将这妇人拉到屋内角暂避，欧廷朝伸手把门关上，我们二人想法一致，竭尽全力保护这位妇女。自已挡在窗前，手握椅子作武器，用以对付来犯者。其时，院里还有三个人：县法院办公室主任陈世雄和助手小钱，军队转业干部县检察院的老谭。他们三人来公社办案有些时日了。此时也刚从外面回来，在大门内一侧的石堆上站着谈话。陈世雄见凶暴暴的汉子在院内张望，此人是凤羽村的，曾因家暴行为被其岳父和舅老公惩罚，打断过右手，多次到县法院告状，投诉，吵闹不休，陈世雄接待过他，认识他。陈世雄觉得他神情不对，问道：“李云端，你要干什么？”李云端蓦然回首，淡定地答道：“我杀人啦。”陈世雄还认为他在信口开河胡闹，继问：“你杀谁啦？人呢？”“王文祥，在公社医院门前路上，肯定死啦。”陈世雄一惊，这才发现李云端手中握着血淋淋的凶器，忙喝道：“把刀放下！”李云端将凶器放下，随即又抓起，似乎要作什么表现，陈世雄边掏手枪边厉声喝道：“把刀放下！”李云端一怔，方才将凶器放下。陈世雄安排老谭和小钱把李云端叫到公社大招待室，看管起来。老谭又回了院子里，只有小钱一个人在招待室门外暂时看管。那招待室在二楼上，将一间大会议室改做的，有八张床，可住八人。陈世雄将凶器拿到办公室，让欧廷朝找张白纸把凶器包好收起来。我和欧廷朝、陈世雄将王文祥之妻带出办公室与老谭、一起赶往现场，这时来了四五个村民扛着把锄头，说来追究李云端。我们问伤员呢，回答还躺在路上，我们催着赶紧救人，那几个村民急忙回身去把被害人王文祥送进公社卫生院抢救。

    村支书贺英和村里群众也及时赶到了。王文祥腰部、肩部各挨一刀，伤势非常严重，要害在腰间那一刀，肝被划破一页，流血过多，自知生命垂危，趁神智还清醒赶紧向支书贺英托付后事：“贺书记，我是为公事，为生产队的事被杀的，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我的娃娃还小，你们要照应好哦。”

    凶案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据说，李云端好吃懒做，脾气凶暴恶劣，虐待妻儿，被其岳父和舅老公打断右手赶出家门，自觉没活头了，到处闹事。他认为他被撵被打是跟队长王文祥有关，有心拉个垫背的，就来找岔子。这天到队房去是有意找借口闹事，他向王文祥要玉米种。王文祥找了四个棒子给他作种，出于好心就插了一句：“现在玉米苗都薅二遍了，你才要种子种不是晚了吗？应早点种才是……”王的话未说完，李云端顺手理起一把板锄就朝王文祥抢来，被王和在场的四五人扭住，夺下板锄。一伙人就开始吵吵嚷嚷到公社来解决问题。王的妻子在田中薅秧，听到吵嚷声惴测李云端在队房闹事了，急忙从田中跳起来，光着脚丫子抢先跑到公社来报案。从凤羽生产队到公社约三公里多，路上王文祥和李云端一路争吵着走在前面，其余村民掉在后面。在距公社500米左右的卫生院门口，李云端一看只有他和王文祥两人在前面，其余四五人扛着从他手里夺去的那把锄头跟在后面，离他们几十米远，在冲壳子，都丧失了警惕，遂乘王文祥不备，猝然拔出事前准备好的杀猪刀朝王文祥腰部猛刺过去，王文祥受伤但未倒下，躬着腰急忙在公路上找石头反抗。那沥青路上哪去找石头？这时，李云端乘机又捅去一刀，这一刀从左肩甲骨中间捅下去，王文祥惨叫一声倒下了。后面的人听到惨叫，一惊，见王文祥被害，要扑向前去，但见凶手持刀高扬，要拼个鱼死网破，又都怔住了，忘了手中握着的锄头可与之对搏。凶手对后面的几个人一敝，置之度外，回头去追杀王的妻子。王妻听到惨叫回头一望见丈夫倒下了，正要扑过去却见凶手持刀追来，王妻慌忙朝公社大院跑来，若跑慢一步则又将遭到不测……

    贺英当即安排医院赶紧抢救，生产队社员们参与照护伤员和家属。

    我和陈世雄、老谭几个从卫生院返回公社已是下午六点，到吃晚饭时候了，小钱仍守在门口。我就住在二楼招待室，凶手李云端就坐在我床边，我走进招待室挨李云端坐下装材料，拿碗筷出门去吃饭。在此之前李云端到公社来反映问题，我见过几次，只是没跟他讲过话。也许，李云端杀人后头脑盲目，内心恐慌，神经高度紧张，思维很乱，未回过神来；也许他没想到要继续作案，再伤无辜；也许他的目标只是王文祥夫妇，与其它人无冤无仇，不会有继续作案的动机，否则我也就成了凶手的刀下之鬼。到了饭堂，我才猛然意识到王文祥就是麻痹大意了才受害的，要不然右手有残疾的李云端怎是他的对手。眼下自己也麻痹大意，太危险啦，对凶手应采取措施，遂对陈世雄和老谭说：“李云端就那样坐在我的床上恐怕不行，如果他再行凶，或者跳楼自尽怎么办？”陈世雄觉得为难，说：“可是，要采取措施，搜身，把他绑起来或上手铐什么的要经县检察院批准才行。”我有点急啦：“这是非常时刻，不能按部就班，如不采取必要措施，出了事谁负责？再说，你们都是法院、检察院的人，本来就是执法者，由你们去采取必要措施，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合理合法的嘛。”大伙一听确实是这个理。正好公安特派员李成荣在场，遂由他来对凶手实施管制措施，李成荣找出一副手铐是锈蚀坏了的用不成，只好找根绳子将凶手捆起来。在捆绑凶手时一搜身，果然又从凶手身上搜出三把牛角尖刀。众人惊叹，不得不佩服我考虑问题把稳周到，使大家警觉起来。我说：“其实，我们都麻痹多时了，那王文祥不是因为麻痹大意才被杀伤的吗？如果凶手再负隅顽抗，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吃晚饭时，大伙对这一突发事件惊骇，对王文祥的不幸而惋惜，对李云端的残暴行为而愤慨，又对眼下已将凶手看管起来，如何理智处理，村民必然要来公社找凶手算帐，以致可能引起事端等问题发表各自的意见，讨论得热火朝天。为有利于案件查处，避免事态扩大，应及时将李云端转移出去。于是，晚饭后，由陈世雄、老谭、小钱和公社公安特派员李成荣将李云端押着从后门移走，去到公社后面的单位羁押起来。

    生产队长王文祥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入夜，死者亲属及村民们把王文祥遗体抬到公社院子里，人们为生产队长王文祥无辜被害而悲愤，号啕痛哭，悲天恸地；又为凶手的残暴行为激怒，凶手又已被公社管束起来。村民们一个个手提棍棒、柴块在公社大院里到处搜寻，乱打乱吼，叫喊着交出凶手李云端，要把他碎尸万段。

凶案发生震惊了县政权系统，县委、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组织由县法院院长王大才率领公检法司人员组成的项目组赶到星湖公社开展工作，安抚死者家属，做群众工作，维持秩序，折腾整个通宵。直到次日清晨，县局警察把凶手李云端押送去县城拘留所，势态才平息下来。

第四节   奉公务实

    1983年，全县遭百年不遇的大旱，缺水厉害，春耕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栽插争水，吵架斗殴之事不断发生，公社大队干部被打伤多人。在这紧要关头，我被派往三川坝团结大沟当工作队，主要是在桥头河、芮关山至板山河一带负责分水管水，测量水方水流量，分派各生产队的水量和流淌时间，调解民间纠纷。我不分昼夜在分管8公里长的主干渠沟段上巡逻，奔走。在那里与金官公社党委委员肖正芳、芮会儒，梁官公社兴文管水员金玉相一道，协同配合做好村干部和管水员的工作。从我到场开始管水时起，到水稻栽插结束，未发生过类似事件。同时对我在盟川桥头水管站住宿，独自多次攀登穿越桥头河，对芮关山蚕桑基地，清代永胜历史文化名人刘必苏墓碑研究，对天王庙古典建筑和文化古籍等方面的保护，开发利用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红石崖至城关坝盐塘河水库山谷悬崖绝壁进行多次攀登，在那里留下攀悬崖，扒绝壁，捉拿崖八哥，与羚羊、野猫、狐狸、珍禽鸟类、毒蛇打交道的佳话。我在悬崖绝壁间抓了几对崖八哥拿回去养着，送了朋友，其中一对豢养到会说人语讲人话。

    1984年春，实行农村体制改革，原公社、大队改为区、乡（镇）。公社改区，大队称小乡后又称村公所、行政村、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小队称村或自然村。我被抽去当体改工作队，随副县长、工作队长罗兆文一起到南大门的片角公社，全面接管公社办公室，主持公社改区工作。我走遍该公社的片角、卜甲、水冲、四角山、热河、下六、东华、红光等八个小乡的山山水水，并收集整理出当地少数民族独特风情彝族支系土家人的全套资料。其间曾到宾川风景名胜和佛教圣地鸡足山寻访，游览。从片角到鸡足山徒步行程单边不少六个小时，到鸡足山住一夜，次日观日出，而后徐徐返回。按时间计算来回一般不少于十四至十六小时。

    鸡足山风景名胜我曾到过三次，其中这年工作队期间去过两次，第一次与民政局局长杨学智，其属下戚永刚和县科协秘书长周开郑一起乘车经宾川到寺前村，步行到祝圣寺，住下，次日一早从祝圣寺起程经慧灯庵登天柱峰，经铜佛殿，上金顶寺，观赏楞严塔等景点，午餐后返回到寺前村乘车。第二次是工作队结束，与片角区公所的几个青年一道徒步由片角到卜甲、鱼棚上鸡足山，行程八小时到达祝圣寺，仍然住祝圣寺，次日行程与前次相同，从金顶寺，攀登楞严塔，从原路下来，仍住祝圣寺，第三天步行回片角。第三次是在1992年5月初，因工作关系，我带着夫人和舅老太刘美荣一起去的。我在片角的工作结束后乘车到宾川县城牛井，次日从牛井乘中巴车至鸡足山脚"灵山一会"， 31公里，从寺前村走到祝圣寺，住一夜，次日从祝圣寺走上去，到慧灯庵起，让夫人和舅老太骑马上天柱峰，我则自任向导和马队爬山，到大转弯处一起登山到金顶，当晚住金顶。第三日在金顶观日出，攀登楞严塔，游览迦叶殿、金顶寺、铜瓦殿、 静闻塔、塔盘寺等景点。

    9月下旬，我去省城出差，而远在小凉山老家，历尽磨难、76岁高龄的父亲因病于9月28日逝世，就因信息故障，我丝毫不知更谈不上看望一眼。还是妻子得知信息赶去参与二哥二嫂弟妹们料理善后诸般事宜。直到10 月下旬，我出差回到永胜才得知信息，又赶过去处理未竟事宜。

    1985年，2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丽江视察工作。3月5日，永胜县委传达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强调农村“增百致富”问题，抽调国家机关干部职工450人下乡3个月，帮助农民增百致富，即每个农业人口一年中增加一百元的现金收入。

    当年仲夏，我奉命下乡搞农村经济调查，一月中徒步行程达1500多公里，走遍大小村寨数百个。一天早上，我从大安乡七星岗出发向南登长岭，过獐子荡，白草坪，在禾睦地纳西族人家用过午餐，再过大黑山，经州城到团街，六七十公里路程，一天赶到。象这样的的行程是家常便饭。不言苦和累，但恨被人忽悠又遭罪。一天上午9 时，我从涛源乡政府用过早餐出发到金江古渡乘油轮（又称汽艇）渡江，去到与原为邓川州后属鹤庆县黄坪乡交界地的上六乡龙潭村勤劳致富典型缪礼中家进行采访，摄像。我冒着摄氏36度的酷暑烈日，脚踏滚烫的金沙，汗流浃背奔驰六个多小时，返回金江古渡，无故遭到汽艇驾驶员马某某的刁难，逼迫我涉水进入江中上船。本来，我早上8：30过江时就与汽艇驾驶员马某某说过，在下年5：30前赶回过江。我过江后在茅坪遇到涛源区副区长张俊，又特地向张俊副区长讲明此事，张俊满口答应向汽艇驾驶员马某某作专门安排，叫我放心。我赶回金江渡口时间是下午5：25时，按预定时间提前了5分钟，谁知马某某故意作难，把汽艇停在江中，不靠岸，要我走到江中涉水上船。谁都知道在这低热河谷中，在烈日爆晒下，人如坐在蒸笼里，热的透不过气来，而江水却冰冷透骨。走得热暴暴的步入江中，突被冷水浸袭会浸出疾病来。若在正常情况下，我用不着这么急，可在江外坪住一夜，次日再乘船过江是完全可以的。但我这个人有点死心眼，就象当兵时那样接受了任务毫不含糊，刀山火海也得上，悬崖绝壁也得跳。公事太急，为了完成任务，不能耽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把个人疾苦值之度外，豁出去了。我咬着牙下江，涉水上船，双腿被冰冷的江水浸袭，踉跄走下汽艇就瘫倒在沙滩上，从此患上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政府则熟视无睹，从来没人过问。我已步入不惑之年，如果体质弱，抵抗力稍差一点，势必会患上鹤膝风疾症而瘫痪，甚至大减寿延。次日，我忍着疼痛。咬着牙登上去海拔2800米的片角区四角山乡的征途。

    县委为“增强贫困山区造血功能”，制定开发山区经济和特殊政策措施，派我带领电视台文敏、闵文新两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组成摄制组摄制“山乡致富之路”录像片。我们栉风沐雨，奔走在高至海拔3700米的高寒山区松坪米厘、拉麻、七星岗、陆登坪等少数民族贫困山区，日以继夜，不辞劳苦，忘我工作。从米厘至拉麻要过蚂蝗山，早上阴雨霏霏，山路上正好山蚂蝗出入叮着吸血。为预防山蚂蝗，我们事前准备万花油搽在肉体外露部分，紧扎领口、袖口、裤脚，尽管这样，还是遭山蚂蝗的侵袭，过了蚂蝗山，在地上一拌，还是拌下一些吸胀了血的蚂蝗，马匹身上更多。那些蚂蝗一个个胀膨膨的，使人看了毛骨悚然。

    接着，我们出没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区，完成拍摄热区资源开发的电视纪录专题片和角本。

9月10日，全国第一个教师节。我受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张荫林指派，在七八月间向永胜瓷厂订制教师节纪念品，调派专车在教师前将各类纪念品发送到位。

    12月初，我因操劳过度，饮食不均，患胃出血住院。在住院的头天晚上，仍带病给县医院职工上时事政治课，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致虚脱昏倒在讲坛上。我住院了，此时县委急需一篇重要文章，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道祥来找我执笔，我夫人告他我已在县医住院，他说住院前怎不报告？我夫人急了顶道：你是他的上司，用牛不知牛辛苦！

    1986年6月26日，期纳镇街西乡跑马田村人乡长兼民兵连长郭华在抗旱救灾保苗工作中，为抢救下至33米深的枯井里淘井中毒的农民冷云福而捐躯。当时县人民武装部要把他从民兵连长的角度报请丽江军分区再上至省军区记二等功，县委组织部要报请云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民政局要报请追认为烈士。可是去了几伙人都未能把这个典型材料写出来。一个人活着为人民立下汗马功劳，死为人民而献身，树他表彰他，立榜样是完全应该的，可是怎样才能把这个人树起来，则要在笔杆子上下功夫。7月13日至23日县政协召开一届三次全会，我抽在大会秘书组担任主笔，负责撰写会议简报。县委书记马立超大为恼火，只得叫我出马了，让我停下县政协会议的工作赶赴期纳街西采访，写郭华的先进事迹材料。我去后在期纳镇党委宣传委员韩毓青和镇村干部群众的配合支持下，一个星期中，拿出典型材料，以《农民心中的丰碑》为题使这个为民捐躯的基层干部的光辉形象屹立于世人心中。人们折服而惊叹道：“的确，要拿出这样的精品文章非简良开莫属呵！气质、风度、水平不一样的人，写出的文章就不一样，不能不服！”

    这年工资调整，共享改革成果，我的工资套改在56．5元的那一檔。从部队转业回来整整十年了，工资才恢复到十年前的那个样。

    1986年11月，全县区乡整党工作全面铺开，至次年4月结束，历时半年。县委副书记杨永茂担任六德区整党工作队长，我又被抽去在他手下当整党工作队员，被派到他们认为民族民间民风民俗与政策法规交错，问题纷繁复杂，关系难处，性质难辨的民营企业六德双河电厂和营山村搞整党工作。我与该区人大主席蓝文华一道在那里同当地党员、群众，主要是少数民族彝族支系他留人和傈僳族相处，我与他们推心置腹，亲切交谈，亲如一家，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循循善诱，把各种问题解决得清清楚楚，没有出现任何纠纷和故障。一个运筹帷幄，能够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全才，在地方上亦然一马当先，人人心悦诚服。我在双河电厂当工作队员期间提拔了一个“老三届”的老同学蓝绍增为新任党支部书记兼厂长。蓝绍增是他留人，在他的密切配合下，我在他留山区当工作的半年间利用工作之余，把他留城堡遗址、坟山碑林古迹、民风民俗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终于揭开了他留人的神秘面纱，创立了他留文化品牌。

    半年的农村整党工作结束，又调到三川坝研究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撰写先进事迹材料，为梁官镇被评为丽江地区1987年度先进集体立了一功。

    1988年，农村又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把原来的区（镇）、乡改为乡（镇）、行政村、办事处。接着颁发居民身份证工作全面铺开，我又被抽调到县颁发居民身份证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东片即东山、仁和、六德、羊坪、城关五个乡镇。我带着两个年轻人跑遍整个山乡，而大量是徒步行程。与此同时，先后写出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系列文章，深入浅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在商品经济形势下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问题，有力度有见地的论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写了论文《把反腐败寓于改革和建设中》，参加云南省召开的理论研讨会。

    9月下旬至年底，我与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福、户籍科科长王泽琨几次出差到昆明处理居民身份证制证的相关事宜。

1989年春夏之交，在国家部分地区出现不太和谐以及北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澎胀，出现政治事件期间。我始终坚持坚定立场，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列，以敏捷的政治洞察力及时掌握各种动态，及时向县委、地委提供思想信息，为各级党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局势，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9 月，丽江地委机关报《丽江报》复刊，我出任该报永胜记者站站长，拿到全国统一证号的记者证。名为记者站站长，但编制拿不过去，实为业余通讯员。

    1990年，我被派驻金官镇清河办事处挂钩点，一驻八个月，为当地群众办了十件实事，为经济发展闯出一条振兴之路。在党员评处期间，为党支部建立八项制度作出积极贡献。大花树自然村有个在土地改革时参加工作，从地区检察院退休回来的老干部徐先生，因对原支部书记有气，自以为出自政法机关的老手，狂傲不羁。支部大会根据他三年来未过组织生活，未交纳党费以及种种与支部与群众为难的实际，在预备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要将他除名。在决议作出之前，镇党委、党支部要派人与本人谈话，决议要与本人见面。但谁也不愿意去同他见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县委派出的党员“评处”联络员的身份，带着镇党委委员刘仁昌和清河村支部书记毛文祥到大花树村徐先生家与他谈话，我们首先以拜谒前辈，代表上级来看望老干部的方式，对他问寒问暖，对几年来问候不周表示道歉，使其从内心感到组织的温暖，以达到拆墙、填沟、解疙瘩，缩短距离，融洽关系，让他倾吐苦水，舒开眉宇。尔后逐步将谈话引入正题。我们首先对自己进行反思；“深省一下我们在组织上入党多年，思想上是不是入党了呢？我们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立志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可是时间长了，逐步产生松劲思想。而今用党员条件来衡量，显得不那么合格了。党员评处中扫除了灰尘，检查了存在问题，又使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每个党都是这样，随时反思，随时用党员条件来衡量，才能不断前进，不断解决好从思想上真正入党的问题，你老人家思考过自己吧？”

    “照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得通啦。我也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对，但心里不愉快，在行动上就偏离了党员条件，说真格的，我是不合格的。其实我对现在支部这班人马并没成见，唉……我问心有愧呀。我服从支部的决议。可是，我是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如果党组织肯原谅我……”他当即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作了深刻的自我检查，表示愿悔过自新，并补交了几年来拖歉的党费。

    我事前与刘仁昌、毛文祥商定，只要他能认识错误，有悔改诚意，支部的决意还可重新考虑。现在，已把工作做过来，达到预期效果，组织上对这样的老干部老党员应抱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表示欢迎。于是支书毛文祥随机应变：“徐老的评审表还没填，支部党员们也已考虑到这一点。现听取你老的意见后，我们就召开支部大会，对你的问题进行重新考虑。以往我们在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自己也有责任，还请你老批评指正，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

    一般情况下，外人别说喝不上他家的一口水，甚至连门都进不去。这天，我们一行三人却得到了他的特殊招待。徐先生感到多年来未有过的高兴，特地叫老伴准备了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在离开徐家回来的路上，刘仁昌、毛文祥感叹道：“我们原以为要吃闭门羹，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老简真有两把刷子，佩服佩服。”

    1991年，县里开始大幅度调整经作计划、种植比例，一下子将烤烟面积指标扩大到15000亩，派出近千名工作队员下到乡镇村抓烤烟生产。我分驻金官镇。金官是三川坝经济的主体，是粮食生产大户，3．3万亩耕地，每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粮800多万斤，是正宗的鱼米之乡。千百年来，人们以土为本，受传统观念约束太深，要叫他们拿出1500亩有水保证的中上等耕地来种烤烟，而且要实现连片种植，犹如剜却心头肉，工作难度不言而喻。11个办事处87个自然村，天天吵闹不休，按下葫芦浮起瓢，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无论是晴是雨，头顶烈日还是彼星戴月，忙的不亦乐乎。幸好交通还算便利，可骑自行车跑来跑去。那坑坑洼洼的乡村便道，原野小径，既折磨人也能锻炼人，我磨出往来自如的骑车技术。

    这天深夜零点，金官镇党委书记吴国昌跑来告诉我，清河陈广村村长打来电话：一村民提着斧头威逼他撤回烤烟种植指标，说“你若有两个以上脑袋可以叫我种烤烟，否则就休想！”并扬言，除非县里头头带上新闻记者来他才接见，镇以下干部一概别想登门。

    好大的派头！我听了微笑道：“是个什么样的钉子户，我们去试试。”次日一早，我和原县人武部政委转业到地方任县政协副主席叶云龙率县工作队员数人赶到清河陈广村这村民家。这村民在搅稀泥糊墙，听说县里领导和新闻记者到了，遂走出门来果然查验了我的记者证才让我们进门，一进门这村民就劈头盖脸地提出：“记者，你先给我照张相，我的照片见报后，我才同你谈情况，反映问题。”

    大伙都觉得这村民所说又好气又好笑，笑也笑不出来。我举着相机和蔼地说：“照张像好不简单，我只消一按快门就行了。可是你一身泥，这身服装不适和照相，这像照出来就刹风景啦。待你把房子粉刷好，你的服装穿好，人才打扮好，或者评着一个先进人物，胸戴大红花，英姿勃勃，那时照的像既神气又体面，多光彩啊！你说是不是？”

    俗话说，好言一句三冬暖，我的一席话把这村民说乐了，他抿嘴笑笑：“你说的也是。”遂把心里话倾吐出来。他听说动员种烤烟，籽种营养袋是无偿供给，建一座烤房平价供给一方木材，补助300元钱，还有修水塘、垦荒等等补贴。但村长啥也没说，只叫划面积种烤烟。县里出台的政策不兑现，他想不通。

    结症弄清了，问题就好办了。我将县里出台的优惠政策从头至尾讲解一遍，说道：“只要你种烤烟，落实了种植面积，育了苗，按政策补贴分文不少的兑现给你。如果有人打折扣，你就找我，我给你作主。”叶云龙等县里领导作了补充说明和保证表态。这村户的心里踏实了，顾虑也就消除了，原先那股子牛劲顷刻间便烟消云散。

    县里派出的工作队成了乡镇干部的主心骨，催交定购粮，收提留，调整土地，调解民事纠纷，清理账务，催收超生款……啥事都得干。我当工作队员走到哪里，都把事情办的圆圆满满，深受当地干部群众的拥戴。

    5月，我因妻子身患重症住院治疗，要做大手术，只得请假回来照料。就在妻子手术后一个星期，我又接到省文联在保山召开全省文联工作会议的通知，又只得丢下躺在病床上的妻子至保山去开会。

    六七两月，对全县音响市场进行全面整顿，县里既不给活动资金，也不抽人配合。仅只文化局、广播电视局各一人与我共三人，加班加点，昼夜奔忙，终于按期完成了这次任务。

    1991年8月22日，永胜县委办公室（党办发1991）23号档决定简良开为县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有职务，却无级别待遇，我依然一如既往任劳任怨，默默操劳。实际上，我从1984年起就主持这一工作，杨伍、普枫、灵源、凤羽、文祥（东马场）办事处、县人武部、人民银行、民运站等8个省地级文明单位的典型材料全部由我一手写成报送。我一身兼任县文联常务副主席、记者站长、文明办主任等职。但因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职称、文凭搁浅，级别待遇一直是空白。

    8月下旬，我出席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宣传工作表彰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拳拳赤子心，默默作奉献》的交流发言。被授予“云南省优秀宣传干部”光荣称号。

    入秋之后，全县五千平方公里大地遭到连绵半月的阴雨，间或大暴雨，山洪、泥石流泛滥。东山、坝青河、五郎河流域，山体崩塌，通山冒水。近十万亩良田被淹没，成熟粮食被毁，房屋倒塌，道路交通和多种通讯设施被摧毁，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达几千万元。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殃及千家万户。县委领导成天在灾区奔忙。我和电视台摄制组日以继夜，废寝忘食……我的报告文学《大山忠魂》便是此时的杰作之一。

    年底，我参加丽江地区统一组织的九集镇精神文明建设竞赛活动的巡回检查考核。首次到达长江第一湾石鼓和巨甸红军渡口，参观红军长征遗址。古渡雄风，一饱眼福。检查考核回来，我提出改革方案，在各县各乡镇都开展这一活动，未能得到官员们的重视和支持。

    1992年春，县广播电视局书记赵光友在下六没收了放映个体户的一盒录像带（属私自翻录）。该户不服，到电影公司叫屈。电影公司未经查查实，凭主观臆断与赵光友吵的喋喋不休，闹着要上法庭。这事反映到县时，县委副书记王奎元、副县长王金龙、县委宣传部副长王文新三王商议一番，又只得请我出面处理。我经过清查核实，确系放映个体户私自翻录，无准映证，也没经过电影公司。遂与电影公司经理芮克元说：那与公司无关，是他本人的责任，按规定没收。芮克元心服口服，折回头去处理那个放映户。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避免了矛盾的扩大。

    夏秋，我沿金沙江峡谷一线进行全面系统考察，徒步行程五百多公里，写出对贫困山区经济发展开拓展望的论文。同时，撰写出全面反映县瓷厂、县供销社、县联销公司、六德水泥厂、米厘铜厂等企业的历程、经济发展系列专稿，由丽江地区文联收入《开拓者风采》一书。

    10月，参加云南省政府召开的“山坝结合，开发热区现场办公会议”。组织宣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专稿，在20天中，写稿数十篇，编辑出版经济文化报7期。

    年底，县里组织大型经贸文化活动，邀请各省代表前来搞经贸文化活动，我参与接待外宾。

    12月18日晚，金沙江沿岸发生5．4级破坏性地震，至22日再次发生中强度地震，人员伤亡70 人，房屋倒塌百余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万元（上报数压缩为2200万元以上）。19日凌晨，我奉命赶往灾区采访报导。

    当时病重已久的妻子急需入院治疗，既无钱又无人照料，家中也已无米下锅，而我又要急着出差，怎么办？只好赶紧去妻子单位城关供销社借钱，替妻子请病假，买了米放在家里，请护士代劳，帮忙照料妻子，安排就绪就硬着头皮去灾区工作。一去九昼夜。发出震灾纪实的录像片解说词和发往报刊的长篇报导，方才回家。

    1992，岁次壬申，是我的本命年。光阴易度，岁月流逝。年近半百，在业绩上名耀千秋，流芳百世，在物质生活上却是穷光蛋。

第五节 乐在其中

    我风雨闯荡大半生，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诚实正直，坦然磊落，走到哪响到哪。与我交往的人数以万计，至交甚多，青年人也不少。人们都以“人类文明的传播者”为荣，亲切地称我“老师”。

    但在家庭生活中始终如牛负重，难以喘过气来。我们从1976年10月离家出走，搬进县委会到1983年，转眼一晃就是八年。在那八年中，我们竭尽孝心赡养着老岳母，叫大女儿给她作伴，有点什么好吃的，先把她请来受用，她有个病痛随时带去看医生，看一场电影，逢年过节，都少不了她老人家。她儿子简良祥每次回来或他单位的人来，都由我们招待。

    1978年，原纺织社行将破产，实行“关停并转”，社里让岳母作退休处理，算给一次性终结费200元。往后的日子自然只能由子女来支撑。

    1980年春，简良祥与本单位女职工李树仙缔结良缘，春节前回来举行婚礼。他的喜事，由哥姐操办。本来小两口决定要在这儿过春节的。但婚后第三天，在清理归还借用的物品时，为一条板凳起争义，吵的不可开交。小两口一赌气，收拾东西，拍拍屁股走了。同年8月下旬，简良祥的妻子李树仙行将临月，我们夫妇三番五次动员老娘子到丽江照料儿媳，以享天伦之乐，可她就是固执不去，没法，只得由秀秀请假去照料弟媳。

    1982年春，简良祥受其岳父、该单位元老、工会主席李凤鸣的诱导启迪，回来料理家庭事务。主要是把哥姐接回来，照料这个家。李凤鸣专门写了一封信，把意见建议、方式方法都讲的清清楚楚，教良祥带回亲手交给哥姐。永北镇调解委员会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调解，老娘子终于答应把两间厢房和一块15 平方米的空地划给我们，我们不得不委曲求全，硬着头皮承受。那两间狭窄的厢房，长期无人住，年久失修，早已百孔千疮，如不及时翻盖修整根本无法住人。在协议签订后的第三天早上，我们夫妇来请老娘子把房门打开，让我们进去清理翻盖。谁知老娘子反水。反反复复几经周折，又乱了一年，至第二年才把房门开给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那厢房无人管，风吹雨淋，屋脊、檩条、椽子、挂枋腐烂了不少，非大修整不可。而要大修整就得花一大笔钱。那时我们的生活十分寒碜，月工资45元，妻子是供销社的职工收入更低，月工资仅38元，夫妻俩月收入只有83元，上要孝奉父母双亲和岳母三位老人，养老送终；下要抚养三个子女，低微工资维持家庭生活，负担够重的，过惯了清贫日子，不敢借债赊账。手中拮据，无钱起房子，但两间破旧不堪的小平房根本挤不下，只好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刚好县招待所拆旧房改建砖混结构新房，与胡积祥所长商量将他们拆下废弃的旧平房木料分几根来，利用耳房边的空地搭建一间小平房。这样，三间小平房勉强容纳我这五口之家。

    1983年国庆前夕，我们又搬回时隔八年的老屋。望着这老屋升的炊烟，那滋味充满酸涩苦辣，压抑和悲苦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

    1987年，我还完起房修屋的债，就着手给我爹修墓立碑。我在六德当整党工作队期间，对他留山区各种各样的墓碑和石料进行全面考察，精心研究。同时想到父亲劳苦一生，受尽磨难，为抚养自己成才付出了全部心血与父爱。作为异乡游子，对父母不能尽孝而愧疚已久。既然父亲抚养出了这样一个不弱于人的儿子就应该争这口气，也为家乡亲人们作出点榜样。于是，我决心重修父亲墓，立碑。我自己设计了墓碑格式，在南华周家弯村请七旬高龄周石匠制作。碑文署家族中颇有名望的二叔简学举之名。撰刻好碑文，运到城关，又由县客运站用零担车拉进宁蒗县城，再出钱请工搬到山上。在清明节前，重新修造了父亲的陵墓，以此告慰于九泉之下的父亲，了却儿子的一桩心愿。建造这副墓碑，共花 800多元，在家乡亲朋四邻心中留下了是永恒的印象。

    1988年，面对唯文凭论，我感到我们这些“老三届”若不拿个文凭确实寸步难行，官方又不给我有拿文凭的机会。打铁还靠本身硬呵。我利用工作之余苦读自学，报名参加辽宁刊授党校第三届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班学习。

    1989年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最忙碌，也是最凄苦的一年。上半年房产办来测量复核住房面积，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接着房产办发公告，确定办房产证的日期。9月4日，县土地管理局房产办再次来核实查证，在土管局的主持下，终于明确了院坝的权属，办理了房地产证书。

    9月9日，岳母向县人民法院递增交控告书，指控我霸占院坝，并要收回她的所有住房，要把我一家赶出这个住所。这期间，我白天工作加班加点，同时见缝插针，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应付辽宁刊授党校的最后一轮考试。这天上午，我考完“当代国际政治”，觉得很疲倦了，想利用中午时间休息一下，恢复精力，以便应酬下午的“当代世界经济”课程考试。谁知，我刚跨进院子，老岳母就跟我吵闹不休，整整一个中午，弄得我吃不成饭，没有喘息机会，有意要把我弄得晕头转向，考不成试。殊不知，我是条硬汉，自有分寸，提得起放得下，一进考场就将一切烦恼置于脑后，哪怕天塌下来也是这样，集中精力应付考试。这门课程考试成绩达96分。这一轮的第三科“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概论”，考试时间是在下个星期天。我不得安宁，又累又烦，精神恍惚，几乎连走路的劲都没有。尽管这样，我不仅考的很好，以平均92分的成绩考完12门课程，评为该校优秀学员，而且感想《致力提高政治理论素质》一文，荣获刊授党校“学以致用”征文二等奖。“精神富有者”名副其实。

    大女儿小梅要成亲。我们为女儿操办婚事，心想 “斗室何时有春色，寒舍逢喜无烦恼”以此聊以自慰，算是“放眼天地宽”吧。

    在亲友们的鼎力帮助下，在建国四十周年国庆这天，圆满地为长女办了婚事。前来庆贺的宁蒗家族宗亲有：二叔简学举、二婶曾应秀，大哥简良才，二哥简良禄、简良寿、简良吉，么姐简良菊，大姐夫卢崇洲，亲堂老表唐朝彬，贤弟简良华，侄子简传贵，侄女简传芬、李惠、冯康兰，侄媳何锡兰等。简良祥、李树仙夫妇携子简传珑、女简传玲也来贺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