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十二）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十二）

二、族谱、祖骸与画像

由于清初南方各省移民大军向四川的迁移，不是"候鸟式"，而是定居式的迁移，这就意味着，一当踏上人川之路，很可能终生与他们的父母亲人以及祖先诀别。因此，在移民辞家远徙之时，他们必然会考虑到，如果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故里，自己在异乡如何保持与祖先、与家族的联系等问题。于是，他们在收束行装时，肯定会在行囊中留出一定的空间，以便装进一些相关的特殊物品。

这里的"特殊物品"，不是上文所说的生活实用物品，通常是与家族、宗族相关联的东西，主要是族谱和祖骸。这是专门用来满足日后在四川定居的精神需求的，其功效主要是用来化解在异乡的乡愁，寄托对祖先的依恋之情，并用以作为加强与原乡联系的纽带。

族谱家乘之类的家族文献，是考证祖先宗支绪统、辨别家族世系的依据。有了它，可以使远在千里之外的子孙后裔，依然保持与故乡宗族之间的血缘联系，以示其永远不忘自己的根脉之所系。而如果失去了族谱，就等于割断了与家乡宗族之间联系的纽带。因此，当移民辞家远迁时，许多人的行囊中往往都有族谱家乘之类的东西。

例如，原居于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的郑弘士，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携妻刘氏，迁川落业于顺庆府仪陇县南阳里(今仪陇县乐兴乡)，来川时，"携有族谱一本。木本水源，记载甚详"。原居于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的饶明达、明》远兄弟叔侄8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弃粤来蜀"，后定居于仪陇县白果坝(今马鞍区石佛乡)。来川时，同样"携有谱"，只是由于后来"兵燹屡经，不无残缺，～。这两个例子说明，移民深知族谱的重要，上路时做好了充分准备，这才把族谱带进了。

而下面的例子，则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把族谱带进四川，以至留下终身遗憾，当他们在四川定居下来后，才深刻认识到族谱的重要性以及"失谱"的教训：

原居于广东兴宁的黄玉标，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举家自江西南康县迁移至新都县定居。黄玉标于时，深知谱牒之为要。上可详世系，下可别宗支"。但是，由于上路匆忙，来不及带谱。及至在四川定居以后，每"以未曾携得族谱来川为憾"。后来，有同宗兄弟黄玉兰继到四川，"携得谱本一册"。不意在乾隆甲子年(九年，1744年)沱江河水暴涨时，"人被水灾，其谱于是失去"。从此，谱牒"只字无存"，后辈只得再次"望洋而叹也"。有着两次失谱之憾的黄氏后人，深刻认识到，"族谱者，载前人之功德，序后人之排行，而不可无者也"。于是，下决心重新修谱。自粤来川的万氏家族，也因为人川始祖"自粤迁蜀时未携得族谱来"，以致仅凭记忆追溯祖先。然而记忆毕竟有限，最远只能上溯至高曾祖，由此造成了该迁川家族"先代之本源遂茫然失矣"。后来，有族人自粤中来，"携得(族谱)一帙"，但是，也仅能从近世祖之后记起，至于近世祖以前，"只记其所迁之地"，远世祖在某地"不知几传"，其下世系分派"半属支离"，有的"遗失不可考"，有的"荒唐难信"。所有这些，都给后世修谱增加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从头搜集资料、考证史实，而要把自己祖先迁川源流及其与原乡宗族的血肉联系弄清楚，都需要花费很大功夫。

祖宗遗骸是祖先血肉精气之所在。对于那些父母已逝，而家乡又没有亲属留守祖宗坟茔的移民来说，迁川以后就意味着与自己祖宗的永远舍割。因此，凡是有条件的迁川移民，都会想尽办法，随身背负祖宗遗骸一同上路。

英籍作家韩素音在自己的书中，生动描述了客家人迁移路上如何背负祖宗遗骸的具体情形。她写道：客家人每"移至新的定居点时，一定要带老人的骨骸，放在瓮里随身背着。过去在移住的时候，每家都到郊野发掘其先父的葬地，把他的骨骼盛在一个所谓金缸里，由家中的男人携带，妇女则肩挑其他一切用品"。

在一本专门叙述成都附近的东山客家人历史与现状的书中，也对来自广东的客家人如何携带祖先遗骸人的事迹，作了这样的记述；

客家人的先民在逃难或迁徙时......是否将祖先的遗骨携往迁葬，这尚无文献的证实，但客家人入蜀时确实有将祖骨迁葬的。他们这样做是由不忘根本的观念而形成的一种习俗。他们称祖骨为"金骸"，迁葬后便于年年祭扫。龙潭乡威灵村叶明盛老人告诉我们，此支叶氏入蜀始祖是廷祜公和祖婆张氏，背负着祖先三颗如鸡蛋大的金骨上的，安葬在老宅旁......洪河乡柳树湾冯氏入蜀始祖其焕公同妻子张氏，背负父亲金骸，从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砖牛寨上川，在柳树湾落业后，安葬祖骨。

今天，在在一些闽粤客家人的族谱上，依然可以见到许多客家移民身背祖骨入川的实例。

例如，广东长乐县的郑奇达弟兄七人，于康熙末年一道、迁川，同时将其父母的骨骸背负入川，最终葬于定居的隆昌县境内。福建漳州龙溪县的游程活弟兄三人，于乾隆十七年 (1752年)举家迁川，并将父母骸骨"由闽省负川"。原居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东门幸门田桂花树下，以"舌耕力田"为业的曾顺裔，于乾隆十八年癸酉岁(1753年)，携妻与3个儿子，"负其祖妣朱氏骨骸"，举家徙四川省资州西乡金李井，地名陈心沟，佃厥攸居。即葬朱祖妣于附近，地名禁药碑，猴子搏禾形。

而对于匆忙上路、来不及或暂时没有条件负亲骸的人说来，待他们在四川定居下来之后，每以入川前"未及负亲骸，时引为憾"。如来自广东兴宁县的黄玉标，孤身一人来川，因急于"人川以图后业"，加之"路途艰险"，空手而至。结果定居四川后，每年清明祭祖时，以"未曾携得(其父)文选公金骸"，而倍感孤独，"悼哉孤茔，莫知所向"，"欲行孝思，苦于无由"。后来经与各房商议，"每年清明祭祖时，预设文选公彭祖妣牌位，备祭仪，统少长，面东而遥祭之，此定例也。"

在先期人川未能亲负祖骸的移民中，唯一可憾的机会就是，让随后迁川的家庭成员，继续完成负亲骸来川的重任。如来自广东长乐的林氏家族，在长兄于雍正五年(1727年)迁来四川后，为了弥补自己匆匆上路，来不及背负祖骸的遗憾，又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令其弟林汉电"携长子并父母金骸，由粤上川"。至于人川后委托他人回广东将祖宗的尸骸运来四川的，也不失为一种了却心愿的补偿方式。

有一位名叫白昆生的客家老人，近年来受家族的委托，专门住在成都主持新修族谱。该白氏先祖最早是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从广东和平县迁来四川的。由于走的时候来不及携带祖宗遗骨，在川定居下来后，派后裔回乡索取。白昆生先生根据搜集的口碑资料，为我们讲述了围绕回乡索取祖骸所发生的趣事：

据四川方面白氏后裔逐代相传的口碑资料称，回乡的四川宗亲在原籍宗亲的同意下，把老祖宗的遗骨分为三份，一份让四川宗亲带走，另两份留在老家安葬。这次重修族谱，才得知此中情况还有另外的说法。1999年广东和平县白氏宗亲来川寻亲时，转述老家长房子孙的口碑史料是：老祖宗白日康公的墓在和平，当四川派人来索取时，本地宗亲坚决不同意迁走部分遗骸。反复协商无果后，四川宗亲便采取了"偷"的方式，选择一个深夜把墓穴挖了一个小洞，当伸手去取时，外界似有响动，为了不被发现，匆匆抓了一个人头骨及一段臂骨，连忙"逃"走。次日发现坟墓被盗时，却有一信留在墓中，信中表示歉意与无奈，祈求宗亲鉴谅等语。后来，在1994年，葬在四川金堂县三星镇的白日康公墓有一次被掘了一个洞，洞内确有上述头骨及臂骨，子矛遂仍将其放人墓穴中掩埋。事实证明了广东口碑资料的可靠性。

以上实例表明，客家人确实是汉民族中极重"根"的一个民系。当他们不辞艰辛向西部边远的四川盆地作长途迁徙时，仍念念不忘把祖先的遗骸随身带走。即使因故来不及带走祖宗遗骸，事后也要千方百计派人回去索取。索取不成，甚至不惜去"偷"。

客家人这种习俗，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与客家民系自身艰难而独特的迁徙历史紧密相连。正是由于客家民系艰难的心路历程造就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危机意识，使得客家人每当背井离乡经历迁徙漂泊生涯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与祖先同在的做法，随时把祖先的骨骸装进自己的行囊之中。这样做，既是危机意识的流露，更是寻求迁徙途中的精神支柱、方便日后定居祭祀的需要。

对此，有论者作了如下精辟的阐述：

在(客家)先民第一次背井离乡的时候，由家族中的长子或其他男子掘开祖先的坟墓，拾起残留的骸骨，装在随身携带的陶罐里，担挑肩背而行，因为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此一去不知何日是归期，为了与祖先永远在一起，为了便于日后的祭祀，更是为了让祖先在迁移过程中能给他们生存以鼓励与力量、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柱，他们掘祖先墓的勇气战胜了礼制不能掘墓的传统思想，以另一种形式诠释着"......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孝道。此外，在漫长而毫无结果的艰苦跋涉中，客家先民披荆斩棘、风餐露宿，尽管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仍不可避免地会有老弱病残者往往倒毙于迁徙途中。对于无家可归的南迁之民来说，迁徙的特点导致生者安无定所，死者亦无葬身之地，于是第一次埋葬草率而匆忙，这在他们看来是对祖先的极度不尊重。所以，等到安定下来之后再寻找途中亲人的骸骨，带到新居地进行隆重的二次葬......

以上议论，虽然是针对客家先民而发的，但对于客家民系形成以后，当他们再次离开家园远徙四川时，虽然机遇有所不同，但在面对漫漫旅途的心路历程却是大同异的。

在移民的行囊中，除了捡束有族谱、祖骸等物品外，有的还将自己祖宗的画像、神主牌位以及香炉携带入川。

例如，原籍广东长乐县黄浦村人张衍祯，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携妻及3个儿子，随亲戚10余家，男女50余人从广东出发，踏上迁川之路。在随身物品中，还携带有其先祖、明代赣州参将张道聪的画像一张。该画像原为家族供祀之物，人蜀后一直保存下来，现仍完好地珍藏在其后裔、重庆市隆昌县大建村张仕同的家中。据记载，这张画"虽纸质有些脆朽，但经过装裱，仍然十分清晰。主人时不时还要挂出来，让人观赏，以表示客家人那种敬宗尊祖的传统美德"。(见第227页图)

笔者在赴荣昌县考察时，在张仕同家堂屋的白墙上，亲眼见到了这幅祖宗画像，画像质地脆朽，有的地方几乎是将一块块碎片粘贴在红布上。根据图中人物形象和衣帽穿戴推测，主人公所处时代可能为元末明初。细研张仕同家保存的《清河族谱》，发现其中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国学张碹撰写的一篇介绍张道聪行述事迹的文章。从这篇文章的记述可知，原来张道聪不仅是张氏家族的显祖，而且还是南方地区有名的矿山保护神。由于张道聪自幼武艺超群，力大无比，善用一条钩镰，但却在矿山遭到诬陷，身陷囹圄。后来由于当地官府不能弹压私开矿山的"贼王"，便将张道聪从监狱中解出，让他前去平定。张道聪出狱后，因为带兵平"贼"，有功于朝，被授为赣州府参将。从明至清，"(张氏)同宗孙侄辈多图其像以祀之，至今不衰"。不仅如此，"即在东、西两广，凡矿山无不以矿神祀公"。"乾隆初年，川南嘉定一带的铜厂亦曾有人立公神祠"，俗呼"张爷祠"。可见，他实际上成为了从事矿业开采的南方移民的共同崇拜对象。又如，原籍湖南永州零陵的彭三遵及妻高氏，在"湖广填四川"中，携长子承举、次子成章及其妻室，离别彭氏家族，与其他人蜀民众结伴而行。离湖广时，全家还背着"彭氏门宗圣公大郎、二郎、都督三郎"三尊神像。行至途中，彭三遵不幸染病去世，高氏及子、媳在河边将其火化，收骨灰于瓦罐肩背而行。不料，在过江时一不小心，把"都督三郎"神像掉入江中，剩下大郎、二郎神像由长子承举背着，父三遵骨灰由次子成章背着继续前行。他们夜宿祠庙、岩屋、山洞，取石支锅，拾柴做饭，沿途历经艰辛，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始达南充县东境万家沟。据彭氏后裔、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彭邦炯撰文介绍，该彭氏在南充万家沟定居下来后，高氏及子还将途中带来的这两尊祖先神像及彭三遵骨灰，暂放在沟边小河东山上的一座名叫金田寺的小庙中供奉，一直到土改时拆庙前神像都还在此。

再如，在今成都市龙泉驿区长安乡石碾村罗家新祠，至今供奉着一个香炉，据说"此香炉为祖婆上川从广东原籍带来，供奉至今"。该罗氏人川始祖为罗玉钦，迁川时间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如此，这个香炉距今至少保存了250年。

简斌全

先顶！d=====(￣▽￣*)b

简斌全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