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从19岁开始到43岁24年的时间里,先后生育了9个儿女,其中老大和老幺两个男孩都在襁褓中夭折了。现在我们都很难想象,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生活环境特别恶劣的条件下,母亲是怎样一天天把孩子拉扯大的。她把一个女人人生中最美好地时光都无私地献给儿女,带走的是无尽地遗憾和悲伤。 - 母亲结婚的第二年,因为家庭人口太多,父亲便和大伯分了家。按照农村的习俗,老人一般和小儿子生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曾祖母、祖父祖母是和大伯生活在一起的。分家后,父母亲在老屋后面的山脚下挖了地基,盖起了三间大瓦房。听老人们讲,当时我们家的房子在整个村里是非常气派的,不亚于现在在农村盖一座别墅,以至于后来几十年的时间,村里人盖房就拿我家的瓦房做样板。房子倒是盖起来了,债也欠了不少。母亲说,为了还清债务,一家人三年没有杀年猪、没换新衣裳。 - 母亲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土改开始了。我们家的土地被划为集体,农具一概归公。由于父亲和大伯分家时,我们家人口少,土地分得也少,加上大伯出过人力帮忙盖房,分给我们的家具也不多(父亲为此一直耿耿于怀,认为爷爷不公,几十年和大伯关系不好),我们用的家具大部分都是母亲陪嫁来的,所以在定家庭成分时,我家被定为贫农,大伯家被定为下中农(这得感谢爷爷败家,否则至少要定个富农)。土改不久,紧接着就是人民公社运动。不允许有私人财产,集体干活,集体吃饭。再下来就是全国爆发的三年灾害(后来从资料上查到,这三年是人祸,没有自然灾害)。从1950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母亲接连生下了四个孩子。第一个男孩夭折了,下面是我的三个姐姐。因为孩子多,挣的工分少,一家人一直在饥饿中煎熬。尤其是1959年我的三姐出生时,正赶上大饥荒。孩子一落地根本没有奶水,只能借点白米熬成粥喂着吃。后来白米没有了,就用红薯熬粥加红糖将就。就这样,三姐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一次,大姐和二姐因为碗里的红薯片不均,发生争吵。母亲一气之下打了大姐一巴掌,大姐站立不稳,头撞到墙角碰了一个大包。尽管如此,大姐的双手始终护着碗没让一滴饭水泼撒。大姐后来就把碗里的红薯片全都给了二姐。母亲一提这事,就禁不住流眼泪。孩子尚且如此,大人的情况可想而知。 - 1963年,父母期盼已久的第二个男孩出世了。因为第一个男孩的夭折,接下来又是三个女孩,母亲对大哥看得特别贵重。大哥出生后,家里的困境稍有好转,但还是填不饱肚子。为了帮忙做家务和照顾弟弟,正值上学年龄的二姐,却连一天校门也没有进过,这也成为母亲一辈子的心结。二姐背着大哥打猪草,背部的衣服因大哥的尿渍而腐烂了几块。1965、1967、1970这三年,四姐、二哥和我一个接着一个出生了。这里面的细节,母亲讲的不多,只是在我出生半岁时,外婆去世了。外婆去世前,昏迷了几天。临终前,可能因为回光返照,突然对母亲说:“别让娃娃掉到火炉里了!”说完,外婆就咽气。外婆说的娃娃,就是当年躺在摇篮里的我。外婆的去世对母亲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打击。前面说了,除了几个孩子,她的唯一的亲人走了(二姨在外婆去世的前几年已经得病死了)。外婆没有儿子,每年都是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去上坟,堂舅见了就不高兴。在老家,女儿是不能给父母上坟的。即使这样,母亲还是年年去,年年都会大哭一场。 - 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是1974年出生的。在他五个多月大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死在母亲的怀里。小弟弟从一出生身体一直不好,母亲就用草药煎着喝。不是母亲会医术,而是当时的条件所限,根本没有钱买药。我们小时候病了,都是母亲用土方法给治好的。小弟夭折的时候,我才四岁多,但那个情景我终身难忘。一个夏日的上午,弟弟烧得厉害,一直哭叫不停。母亲连忙让我找红糖化水给他喝。平时哄孩子都这样,但这次他一点也喝不进。母亲就抱着他,不到一会儿的功夫,他突然不叫了,眼睛也闭上了。我对母亲说,小弟是不是睡着了?母亲拚命地呼喊,让我到山上去叫父亲找大夫。我刚出门,母亲叫住我,说小弟已经不行了,让我把六爹和父亲一起回来。我看着他们俩把把小弟放进摇篮里带到后山洼给埋了。小弟夭折后,我成了家里最小的孩子,母亲对我特别宠爱,有什么好吃的,只给我留着。那时小孩子能吃到的零食就是红糖。我们家的红糖放的位置,只在母亲和我两个人知道。肚子一饿,我就会悄悄地抓着吃。母亲买的红糖是有数的,但从来没有因此责怪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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