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七）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七）

四、路票准备

"路引"又称"路牌"，俗称"路票"、 "路照"，或称"印照"、"照票"，相当于居民的通行证或身份证。清承明制，限制居民行动，普遍实行路引制度。

我国古代早就有限制居民行动的"传"、"过所"、"公凭"之类的管理制度。朱元璋发展了这一制度，并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条文。明代法律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同时还规定了各种处刑等级，如：凡无文引私渡关津者杖八十；若不经由规定的关门渡口而穿越者杖九十等等。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出具文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显然，朱元璋推行这一制度，就是要把军、民的行动范围限制在百里之内。因此，凡军、民人等要出远门，行动超出百里范围之外的，必须要向地方官请领路引，若请不到，行动便不能出百里之外。

清初四川兵祸天灾叠乘，惨遭破坏，官府不得不采取招徕人口和轻赋政策。但是，直至康熙中期，外省移民入川数量有限，与川省招民的希望值相距甚远。当时唯恐外省之民招之不来，自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凭路引入川的管理制度。

凭路引入制度的施行，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它原本是针对湖广人制定的。

在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的上谕中，明文写道："湖，广民往四川垦地者甚多，伊去时将原籍房产地亩悉行变卖。往四川垦地，至满五年起征之时，复回湖广，将原卖房产地亩争告者甚多。"有鉴于此，巡抚潘宗洛上折启奏："嗣后湖广民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康熙皇帝照准此议。

这里，既然明确提到嗣后前往四川耕地的湖广人，必须查验文引，不得再像以前那样"任意往返"。由此反证出，在此之前，湖广人原本可以自由往来，进出四川并不存在路照一说。但是，自从康熙皇帝颁布这道上谕后，一个针对湖广人的凭文引(以下简称"凭照")人川制度的雏形就此形成了。

后来，随着外省移民大量涌人四川，为了加强地方治安管理，清廷又把原来针对湖广人的凭照入川政策加以进一步延伸，规定为一种其他各省移民人川都需查验路引的管理办法。其后又进一步规定，外省移民入川后，必须与土著一样入籍，编人保甲。这一变化始于雍正四年(1726年)。是年，户部复准：贫民人川垦地，"该督抚将姓名、籍贯开造移询各原籍，限文到三月内，各造清册回复川省，核实稽查......仍与土著同编入保甲，互相觉察一。后来，四川省又规定："凡人川落业穷民，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即缴四川地方官衙门，安插入甲。"至乾隆五年(1740年)，更明令"外省人川民人同土著一体编入保甲"。

正是在这一系列政策演变的过程中，路引、照票对于外省迁川移民说来，愈显出其重要的功能与作用。可以说，它不仅是迁移过程中通过沿途关津查验的通行证，而且更是入川后在当地落户、编入保甲管理的准人证。此后，向官府申请办理照票，便成为移民入的必备手续。

这一制度规定，凡欲入川的外省之民，须先向原籍地方官府请领路照，在得到批准后，发给文引，供沿途关隘查验放行；到川后缴送落业地的地方官府，"以便稽查"。凡久住川省之人，欲回原籍探亲或原籍之人欲往川省探亲者，"俱令禀明该地方官给照前往"。返回时取所住地之地方官"回文销照"，如无印照，"地方官即行驱逐"。

按照这一规定，假如一个外省移民以有亲属在川为由，提出入川"依傍"的申请，办理照票的程序应该是：首先向原籍地的官府"请照"，提供在川亲属的有关情况，包括："亲属何人"、"田产坐落何处"等。然后，由当地官府行文"移咨"四川官府进行核实，等得到"确查"后，该省地方官府即依照"定例"，发给印照。

假如一个先期入川的家庭成员，欲以回原籍探亲的名义，将在原籍的亲属带进四川，必须提出回籍"搬眷"的申请，经四川地方官府核准后，发给印照。此类照票一般应由本人亲自送回原乡；若本人一时回不了籍，也可委托他人带给家人。不管以何种方式、理由申请办理印照，照票上面的基本内容均包括：迁川人的年龄、相貌、姓名、籍贯等。最后，印照上还必须有地方巡抚的签署和关防印鉴。

在清代巴县档案中收藏有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十日巴县发给的"路牌"一件，现照录原文如下，以见格式之一斑：

特授四川重庆府巴县分县、军功加三级、记(禄)六次张为禀给路牌／以免盘阻事。本月初八日银宿山禀：系湖南宝(庆)府武冈州民，籍于三／十八年，来治城朝天厢生理。四十一年，凭媒袁步荣说合，周智文之女为／婚。同年岁歉，又有父母在家，欲搬眷回籍。恐关津阻碍，羁迟难归，银宿／山同媒袁步荣，并邻右张万一，俱结禀请

路牌，欲免盘阻。查得银／宿山并无独带等情。为此，准给路牌。倘沿途阻隘，执牌照实放行。

右牌通知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日给这件文书，是一件湖广移民从四川搬眷回原籍的路引。从文字记载可见，申请路牌的人银宿山，原籍系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落户于四川重庆府巴县治城朝天厢。按今重庆市朝天东水门尚保存大型湖广会馆建筑群，实为当年湖广商人聚居之区。该银宿山既然在朝天厢一带落户"生理"，证明其身份实为不折不扣的湖广商人。银宿山落户巴县两年后，于乾隆四十一年(1702年)凭媒袁步荣说合，娶周智文之女为妻。因为当年湖广原乡遭灾歉收，父母在家需要照顾，因此，他特提出"搬眷回籍"，将妻周氏带回湖南老家的申请。

根据路牌文字可以知道，此项"搬眷回籍"申请的办照过程如下：第一步，需要本人与相关证人(媒人和邻居)联合俱结，向当地官府"禀请路牌"，即提出请照的申请；第二步，官府接到禀呈后，需要经过进一步核查；第三步，核实结果，情况属实，方才由官府发给路牌。

这件路照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提出申请算起，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发给路牌为止，前后用去了3年时间，当时地方官府控制之严、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想而知。尽管颁照的乾隆四十四年"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已告结束，但作为沿途通行凭证的印照，其申请手续、功效以及基本格式，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大体说来，在雍、乾时期，尤其是在乾隆朝时期，由于外省移民涌人四川数量过大，官府从有利社会稳定出发，为了控制人口流量，对于人川移民照票的审批发放与查验，逐渐趋于严格。例如，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前任四川巡抚马会伯上疏说："楚民人川落业者，定例令地方官给与印照验放。近有自湖广、福建、江西、广东来川者，竟无执照可验......伏乞敕各省督臣：凡人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七年(1729年)三月，户部议定："令各省将实在无业穷民，愿往川省开垦者，给与印照，与先经查验覆到之各户，一体安插。如无照之人，除在川各有生业准其编人保甲外，所有游手之民，著即查明，令回原籍。"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上疏："除有亲族可依，来川帮工为活者，令各省地方官给以印照，使彼均有稽查。其无本籍印照者，各该管关隘沿途阻回，毋使积聚多人滋事。"十年(1745年)，川陕总督奏称："凡赴川之人，本省给照；无照，阻回。"

今天在一些族谱上，仍可见到当年许多外省移民家庭围绕入川照票所发生的若干趣事：

例如，在四川泸州，有一个叫李文兴的移民，原居于广东长乐，雍正五年(1727年)同三弟李文光一道人川。在泸州定居10多年，于乾隆初年回粤探亲，为了把在家乡的五弟李文元带回四川，专门向川省地方官府申请办理了手续，"开路票与弟"。后来，由于广东连年发生旱灾，未能及时成行，于是，李文元只好把路票交给父亲李君旺使用。最后，父子商议，凭着这张路票，一起迁到了四川。明明是开给弟弟使用的照票，最后竟然由父亲拿着它进了四川。虽然有人票不符的嫌疑，但是仍然成功地抵达目的地。

雍正五年(1727年)，从福建永定上路的66名客家人，准备取道湖南，前往四川，投靠早已在那里落业的亲属。在路过衡阳县时，被当地官府关卡留下盘问。结果，当这批人拿出各自持有的证明文书，包括"原籍门牌"、"川省粮票"以及"亲属书信"，交呈查验后，予以放行。

这里所说的三件证明文书，"原籍门牌"是人川耕种人在原居地的户籍身份证明；"川省粮票"即亲属在四川纳粮完税的证明，是判断人川耕种人是否有地可耕的凭证；"亲属书信"即在川亲属的邀请信，是判断当地是否需要劳动力的凭证。三者至关重要，不可忽略。

这里没有提到当地官府发给的路票，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是，人川人除了持有路票外，还需另外呈报这三样证明文书，只有证照齐全，方才可以通过沿途关卡；其二是，没有入川路票，单凭这三种证明文书，似乎也可以过关。

按照常规，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了人川路票，所过州县关隘就应予放行，不得阻拦。但是，由于在清前期迁川民人批次、人数太多，有些地方官府在一个时段内，为了控制人口大量外流，对即使持有路票的民人，也硬性给予劝阻。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来自广东龙川县的客家人结队赴川，途中受到当地官府的阻拦。迫于无奈，他们只得公开张贴"告贴"进行抗争。该《赴川民人告贴》称：、字告各位得知：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各带盘费，携带妻子弟兄安分前行，实非匪类，并无生事之处......近来不知何故，官府要阻绝我等生路，不许前去。目下龙川县地方处处拦绝，不容我等行走。思得我等若人少，他们必不肯放我们，亦不敢同他们争执。但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我等各自谋生都在朝廷王土，并不是走往外国，何用阻拦?......总之，我等众人都是一样心肠，进得退不得。

"告贴"中提到，他们是"前去四川耕种纳粮"的，表明他们申请入川的理由充足，符合"依傍"请照的条件；但却在迁川途中遭到"处处拦绝"。在这里，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提到这批人是否拥有人川路票。不过，从他们敢于以"告贴"的方式与官府理论的举动中推知，他们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可能正因为怀中揣有官方发给的路票。

何况，在当时广东地方普遍存在"滥给照票"的情况下，像他们这种"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的人，要搞到一纸照票是不困难的。因为，乾隆时期有的官员上疏指出：在当时广东移民人口集中输出地的惠、潮二府及嘉应州的属民，就存在着"挈眷人川过多"的情况。正因为当地"滥给照票"现象普遍，所以他并要求饬令各州县，今后"不得滥给照票"。

那么，是否没有路票就一律不准迁川了呢?

其实，也并非如此。例如，在雍正五年(1727年)政府设置关隘、严令阻拦民人人川之时，闽粤绝大多数移民入川，并没有领取路照。正如有官员奏称说，真正"请领照票者不过百分中之一二"。加之定了规定，许多基层地方官员并没有严格认真执行。鉴于南方人川的民人过境人数与日俱增，有的省的地方官生怕严格执行规定，会引发移民闹事，反而不利于当地治安皔稳定。如有官员奏折称，如果硬性执行政策规定，对途经贵州，无票入川的福建、广东和江西等省民人，凡未持有照票者，"一概遵例勒令回籍"，只怕稍加阻拦，"数日之内即至盈千累百"。雍正年间，长乐知县在一封奏折中，也对一起入川事件的处理情形作了这样的呈述：近有人川民人一起，300余人结伙同行。该县亲往劝谕，"各众啼哭叫号，并称皆有祖父兄弟在川，前往团聚，俱不肯回"。虽然尽力劝阻，发给路费、船只，但是俱不肯受领。后来，该县"以彼等非同罪犯"为由，听其前往，结果好说歹说，只劝回11人。

由此可见，在当时迁川移民浪潮面前，沿途官府大多网开一面，即便是无照者，也准其上路。后来两广总督看到其势不可阻挡，又奏请"无业贫民，携眷入川，不必强禁"，以至到了乾隆中期，四川总督阿尔泰鉴于川省荒地认垦无余，奏请朝廷禁止各省贫民继续人川，要求严饬"沿途关津，查无照票者，即行阻回"。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禁而不止。"结果，阿尔泰的奏请未被采纳。当朝皇帝既然持这种放纵态度，沿途官府也乐得顺水推舟，大开绿灯。于是，外省移民人川的大门从此被彻底打开了。随着乾隆中期以后外省移民迁川的失控，凭照入川的制度流于形式，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功效与作用。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七）

简恩承

我去年到重庆游览湖广馆，见“湖广填西川”，不懂，阅此文开始理解了。谢谢斌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