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八）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八）

五、盘费准备

由于移民从外省迁往四川的起点和具体目的地各不相同，外省移民人川时的具体情况有别，诸如途程、经历、所费时间及开支标准等并非整齐划，因此，具体到各自在途中需要开销多少盘费，肯定是大不一样的。不过，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若干实例推测，当时一般从岭南等南方地区出发的移民，在正常情况下，其迁川途中所需的盘费，大约在数十两至一二百两白银之间。

例如，广东兴宁县人廖体用在遭到家族强横者迫害的情况下，于雍正四年(1726年)春，辞乡投奔先期在蜀的长子廖凤绚。他出门时，只带了"钱四百"，即400文钱，显然捉襟见肘，不够路上开销。因此，"濡滞辗转"，到了年底才抵达湖北。后来，他写信给廖风绚，令其前来迎接。结果，到了次年，父子俩才相会于荆门。廖体用在川5年之后，通过辛勤劳动，积攒了"百余金"，也就是有了100多两银子的积蓄之后，又"以祠墓在粤"为由，产生了"携眷东归"的念头，准备从四川返回广东。

由此可见，以400文钱上路的廖体用，深知川粤旅途遥远，跋涉艰苦，没有100多两银子的盘资，休想东归。因此，100多两银子，应该是最起码的参数标准。

广东平远县人李能长，于雍正五年(1727年)迁，定居罗江县。10多年后，召集族人后裔36人"捐资集会"，"集腋成裘"，总共积攒了数十两银子。又过了几年，竟然"积蓄数百金之多"。有了这笔公积金之后，他们就开始委托人回广东将父亲的尸骸运来四川。结果，"费银数十两"。由于"所托非人，莫终其事"。可见，委托人回一趟广东，需要花费数十两银子。

以上实例均是从四川回广东原乡的路费开支标准，以此反推，由广东原乡迁至四川的盘资似乎与这个数目应大体相当。不过，事实上，二者是有较大差别的。这是因为：从四川回故乡，是取水路出川，顺流而下，费用较低；比较起来，溯江而上，从广东到四川的盘费花销肯定要高一些。再则，人川时路径不熟，且行装累赘，路费开支肯定要比出川时高得多。

下面就来看一下由广东到四川的盘费开支标准。

据《廖氏族谱》记载，原籍广东兴宁县石涯头的廖奕珍，于雍正丙午(四年，1726年)，"将田业房屋扫卖，借出债账纸约尽焚"，"自带盘费二百余两来川"。上路时，"尚剩余银八十余两"来不及收齐，临行时尽付内兄彭某代理，指望他收齐款项后尽快带来四川。廖奕珍携带妻子彭氏和年龄分别为16岁、12岁和8岁的3个儿子随行。一家5口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荣昌县西街歇息时，自带的200两盘费已经耗尽，而出卖家产的那笔80两银子，由于"彭某竟负所托"，以致全家人"在川悬望不至"。后来听说彭某竟将银两耗散，"不敢来矣"。于是，抵达荣昌的廖氏一家人几乎陷入绝境。所谓"斯时也，盘费既尽，家无斗筲，举目无亲，借贷无门，拮据瘁瘩，固所难言"，就是其真实写照。(见下图)

原籍同为广东兴宁的张美升，于雍正三年(1725年)"自粤随母(张巫氏)携弟来川，肩负行李"，抵达川东时，"仅有二十余金"。这个例子没有说出发时带了多少银子，如果按照廖奕珍的开支标准，推测张美升上路时，携带的盘费至少也不下200两，否则，他不可能抵达川东时，身上还余20多两银子。

由此可见，一户从广东兴宁出发的移民家庭，前往四川途中的盘费开支，大体在一二百两银子之间。而一二百两银子，对于一个移民家庭说来，绝对不是一笔数目。

按照前引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广东长乐人温紫彩写给先期来四川定居的嫂嫂张夫人的信中所述："家乡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老者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不胜数矣。现今目下谷价每石价钱八百余。"若以每石谷800文钱计算，在粤东地区百两银子可购120石谷。一二百两银子的数目意味着，即将离开原乡的人们，必须罄其所有家产，才可能筹足这笔上路的盘资。

从岭下村走出来的陈氏兄弟，在迁川之前所做的准备，没有提到筹集了多少银子，但是在族谱上却留下了这样8个大字："荡析里居，由闽迁蜀。"这里， "荡析里居"寥寥四字，已饱含了为筹措盘资尽卖田产房屋，以作为上路所付出的代价!

今天，在一些四川移民族谱上，当然也可以见到个别富裕家庭，携带重金人蜀的记录。例如，福建上杭县的蓝仲荣，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携千余金"，即带着千多两银子人川，"遍寻吉地"，最后在隆昌县南乡老君坝，从李姓手中购得"良田千亩，价金三千有余"。

但是，随处可见的却是众多家族的迁川始祖，为了筹措盘费，变卖原乡家产的记载。

例如，广东梅县人卢仁彦，"因见先业式微，难为长久之计"，在听说"西蜀膏腴"，看见"乡里多迁之者"的情况下，毅然"将田园、庐舍遂以出售，作为盘费之资"。出发时，只带着随身行李、囊橐上路。还有一个原籍广东长乐的杨喜，在先携13口来了一趟四川，亲身感受"蜀世界重新，风俗咸美"之后，又赶回粤东，"变业措银数百"。看来，这个杨氏家族还算有一定家业，居然在二度人川时，还能筹银数百两。而原居于贵州的舒永才与妻子铁氏，因不堪忍受继母的咒骂杖责，决意外逃四川。临行前，将铁氏出嫁时的"妆奁卖尽，换得铜钱三千"，另由其父舒琏"赐给铜钱四百，作儿媳外逃路资，及到时安家用费"。

那么，是否不具备这一条件，即没有凑够必要盘费的人，就一概不能上路了呢?也不全是这样。

最典型的例子是，兴宁人廖体用，"自粤来蜀，不挟一钱"，后来依靠"昆季力作，暮年置产数千亩"。说的是廖氏虽然没有一文钱，但却依靠出卖苦力，不仅顺利抵达四川，而且后来还发家致富。

在"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许多外省移民由于家境状况不允许，或者是因为行期紧迫，来不及凑齐盘费，便跟随移民大军匆匆忙忙上路了。于是，对于他们说来，就有一个边赶路，边在途中挣钱筹集盘费的问题。以下这些实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部分人是如何在途中生活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广东长乐人钟宏予听从母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携3个儿子，从堂兄弟一行15人，启程上川。长子钟堤禀日："盘费不足，奈何?"钟宏予说："此地饿殍塞道，无从出备......走在丰熟地方，自可积钱。"于是，他们在路费不足的情况下，开始上路，准备在出产丰熟的地方，再设法积攒钱财，筹措进川的盘费。一行人行至湖南浏阳时，钟宏予行囊果然一空。众人欲停下来等其筹款，钟宏予劝阻说"切勿切勿"，我"自有主意，可积钱。上川不过迟来三四年耳!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后来，他没有跟随大队伍前行，而是携带全家留居浏阳，以卖柴为生。经过在浏阳"奋力斩棘披莉，樵采三年，珠积寸累"，终于积攒了100多两银子，凑够了途中所需的盘费，他才于雍正元年(1723年)，自浏阳西行，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

当时这种依靠一边行路，一边为人佣工的办法来筹集路费的人，绝不在少数。例如，广东兴宁县南厢毛公堡鲤子塘的黎连兴，年15岁时，寡母李氏去世，孤独一人，"家徒四壁"。乾隆二十年(1755年)，逢至亲王姓迁蜀，黎连兴遂与他同行，及抵达四川简阳时，"已身无寸积"。那么，他在途中是怎样生活的?据族谱记载，黎连兴也是在旅途中，"为之担囊，为之营工"。又如，今双流县柑树乡的欧阳克武老人(81岁)至今还回忆说，人川启祖欧阳玉，系江西景德镇人。乾隆年间，靠一路卖劳力来川，落业于邛崃县高河乡，世代经营金箔为业，至今已传10代。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对于没有特殊技能，仅靠一身气力过日子的普通农民说来，通过在路途中帮人肩挑背驮，为他人打工干活，是维持途中生计，挣取必要的旅费的唯一途径。

除此之外，中途盘费不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变卖随身值钱的东西以补不足，这也是迁川途中常见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广东人曾廷槐"自粤东偕诸弟来川"，可能出发时携带的盘费不够，"途次赀罄"，半路上就把银子花光了。当时，他身边的六弟、七弟尚幼，二弟主张把两个幼弟拿去卖了，充作路费。曾廷槐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兄弟同气也，忍割同气以自生乎?亲灵必难相容也"于是，乃将自己穿的衣服以及妻子陈氏的首饰"悉售，以资前行"。后至金堂，寄寓族家，再转至简阳，佃耕谋生。原籍福建龙岩的傅荣沐，于雍正年间奉母携7子及孙10余人上川，途经江西瑞金，再转至湖南湘潭时，"旅费不足"，不得不变卖随身值钱的东西，以至于到了"鬻冠缨"的地步，即把帽顶子上值钱的装饰品也拿去卖了，换取路费，最终到了金堂，后居成都。

利用个人的一技之长，通过沿途行医、贩卖或者教书来筹措盘费，也不失为一举两得的事。

最典型的实例是，著名作家李颉人，祖籍湖北黄陂县。其8世组李述明于清初入蜀，在从湖北迁川时，沿途贩卖布匹兼行中医，后来在成都府华阳县定居。李颉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以教私塾、行医为业，开中药铺，专门出售湖北祖传的"朱砂保赤丸"，李颉人的父亲李传芳也靠此秘方行医兼教私塾，连李颉人的妻子也会制作此丸。又如，江西赣州府安远县的李氏夫人，于雍正四年(1726年)率男孙4人上川，"由湖广，盘费缺乏，住富翁王姓家设教"。这户移民家庭上路后，虽然缺乏盘费，但由于其子张为典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因此，通过在途中充当家庭教师，既可维持生计，也能获得筹集旅费的机会。

而最令人不忍睹的是，在迁川途中，有的移民因为路费用完了，没有办法维持生计和筹集旅资，而不得不采取"出嗣"的方式，把子弟抱给人家当儿子。例如，原籍广东兴宁的余汝彰，于雍正四年(1726年)与3个弟弟一同人川，行至重庆府永川县时，"行囊告罄"，无以为继。根据同行宗亲的主意，决定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由此"获银数十两"。后来，余汝彰凭借这几十两银子，勉强走到了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当时，盘费又已用尽，腰无分文。不得已他又把随身携带的一把破伞拿去卖了，"售获十八文"，抵达隆昌县时，他身上只剩得汗衣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