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十六）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十六）

第四章迁川方式剖析

从原乡出发的各路移民大军，一路上浩浩荡荡，向着同一个目的地--四川进发。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不是民间传说中的绳索捆绑，而是特殊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一场大规模的自发性移民运动，其基本迁徙方式只可能是结伴而行。民间传说中有关"解手"的故事，是明初强制移民政策的产物，把它移植到清初四川大移民中，带有明显的附会历史的倾向。

结伴而行在中国古代，由于交通不畅、信息阻塞，地处偏远地区的人们欲作长途迁移十分不易，非依赖团队的智慧与力量，不足以克服途中重重的障碍。于是，招亲聚戚、呼朋唤辈，结伴而行，以结为同一地域的自卫力量，便成为民间上路远行的普遍方式。尤其是从东部沿海地区迁往西部偏远省区四川，必须面对跨省际的长时间、远距离的跋涉，更需要互相依赖，彼此照应，结伴而行。

对此，从广东龙川出发的客家移民，在他们所发布的《往川人民告帖》中，作了最好的自白：

思得我等祖父因康熙三十年间，广东饥荒逃奔他省，走至四川，见有空闲土地，就在四川辛苦耕种，置有家业。从此回家携带家口，随着亲戚结伴同去，往来贸易，见四川田土易耕，遂各置家业。从此我等来去四川，至今四十余年......

这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结伴同去"是"湖广填四川"期间的基本迁移方式。随同上路的，除了往来贸易、在川耕种的人员及其家口之外，还有亲戚、邻里和朋友。显然，这样的迁移群体，是以同一血缘关系的同宗亲戚，以及同一地域的邻里同乡组合而成的。"结伴而行"的迁移方式，就是以这样的移民群体作为基本迁移单位的。

为什么在清初历史上，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过程中会产生这种迁移方式寸为什么清初人川移民的基本方式是"结伴而行"，而不是像明初那样推行的强制移民政策?

这需要从全国形势的变化，从明、清政府为解决四川地区人少地广的矛盾所推行的不同政策及其演变中来加以说明。

众所周知，在元末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移民活动，遍及中原大地、长江南北。其中以华北、江淮和四川 3个地区为主要移民输入地。这3个地区之所以成为明初大规模的移民主要迁入区域，与它们在宋元之际及元明之际的社会动乱中，遭遇战争和瘟疫所带来的巨大破坏，使得这些区域的人口损失甚多直接相关。因此，到了明初，朱元璋把四川和华北、江淮地区一道列为全国重点的人口迁入地区。而明初向外输出人口的主要地区，则是与这3个地区相邻近的较少遭受战乱影响的人口富裕地区，它们是山西(主要是平阳府洪洞县)、．江西(主要是吉安、南昌)和湖北(主要是黄州府、麻城县)地区。根据史料和调查表明，山西省的移民主要外迁至河北、山东、河南地区，江西移民主要外迁至湖广地区，湖北移民主要外迁至四川。由于在这次移民浪潮中，移民主要来自湖广地区，因此，四川民间称之为"湖广填四川"运动。

历史演进到了清朝初年，由于新旧王朝更替所带来的战争破坏，许多地区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人少地荒，劳动人口亟需从"宽乡"向"窄乡"转移。不过，从全国范围看，清初各地区间的移民虽然不断，但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不长；而全国需要输入人口的重点地区，并由此掀起大规模的省际移民高潮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四川盆地，一是东北地区。这就意味着，在以四川地区为迁入地的移民潮流中，有着比明初更多的富裕人口来源可供选择。

随着明末清初全国人口，尤其是东部地区人口的消长演变，这时除了湖北地区以外，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以及岭南地区的广东、福建等省，也加入到向四川输送人口的行列。就决定了，类似明初政府那样强迫某一地区向四川地区迁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换言之，四川地区在接受移民的来源上，已不像明初那样，仅仅依赖毗邻地区湖北黄州、麻城一途。

再从清朝政府在四川地区推行的移民政策看，强迫某部分民人来填四川是行不通的。诚然，在康熙初年，曾有四川官员上疏朝廷，多次要求各省采取行政手段，给借故滞留外省的四川士绅下达催促回川的命令，但成效甚微。正因为强制移民政策行不通，难收成效，所以，到了康熙朝，清廷首开鼓励外省移民人川开垦的先河，为移民的大规模人川创造了条件。(详第三篇)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类似于广东龙川《往川人民告帖》所揭示的现象发生了：由于有清政府招民"实川"政策的提倡、鼓励和支持，因此，一些先期入蜀的人员便利用这一大好机会，在川耕种置业；而为了进一步发展在四川的家业，必须引进更多的劳动人手，于是，招亲聚戚、呼朋唤辈，使移民群体逐步扩大成为可能。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聚集起来的移民群体，具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是人员组合自由，带有很大的松散性。

清初迁川移民群体，如同古代历史上的移民队伍一样，他们不外乎是通过两条纽带连接起来的：

其一是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组合而成。由于在迁移过程中的分工与批次不同，他们中既有担负先导、入蜀考察的人员；也有带着入定居、致富发达梦想，分批次携带妻室儿女上路的家庭。例如，在熙熙攘攘的迁人流中，来自岭下、村的陈时安一行7人，与许多迁川家庭一样，就是随着移民迁徙潮流，一次性地携带家庭成员全部加入到结伴而行的队伍中去的。广东长乐县钟宏予上路时，除自身携带的6口人外，另有"堂弟光上、衍上十余人，俱约同行"，同行的均为钟姓。

其二是以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由于移民浪潮在原乡往往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席卷进去，因此，同行的人多为乡邻。例如，廖进谷上川时的情形是，"邻人有人蜀者，公毅然偕行"。原籍广东长乐县黄浦村人的张衍祯夫妇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率妻、儿共5人离别故土，随亲戚10余家，男女50余人，从广东出发，结伴同行，途中又加入移民四川的大队伍二三百人。同行的这二三百人，显然是因为同路而临时组合起来的，事先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编制。

参加到这个移民群体中的成员，既有同一个姓氏的家族、宗族后裔，也有不同姓氏的乡邻。他们都是集合在同一个目标--四川大旗下的具有自由身份的移民。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刘氏家族祠堂旁边的墓葬群中，有一座奇特的坟墓，墓碑上镌刻着一行大字："故赣南祠前辈老人七位之墓"。据口碑传说，原籍赣南的刘希载、黄茂德、许元魁、刘秀成、李维兴、陈三才、宋成进七人原属于异姓同乡，他们一同上路，一道入川，最后又一起定居在同一个地区，并且都没有结婚。他们死后把遗产全部给了刘家，据说其中还有一处房产在镇子场(今洛带镇街上)，但因为房契遗失，产权一直无法落实。刘氏家族为表感激之情，将几位老人"捡金"合葬，立碑以记。于是，这块碑被当地刘氏后裔尊称为"七老爷碑"，碑上镌刻着七位前辈老人的姓名，两边的对联写道：

"一堆净土埋白骨；七位真魂乐黄泉。"其文词情意深厚，十分感人。这块碑也就成为清初移民迁川方式--结伴而行的有力物证。

另据乾隆荣昌《李氏族谱》记载，原籍江西赣州府安远县的李士宦，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由安远县迁至南康县。5年后，又迁湖广酃县(今湖南炎陵县)遐阳乡居住。这时康熙颁诏天下，招民入川开垦。时逢亲朋郭、柯二人自蜀回乡迎接家眷，劝李士宦同行，李欣然应诺，遂携长子赴探听虚实。康熙五十四年(1751年)冬月十二日，李士宦与亲朋共10户人从酃县登程迁。其余九户分别是：郭军思，湖广茶州人；柯瑞麟，广东海阳人；姚文祥、朱军龙、都明山，三人为江西吉安府永兴县人；陈士达、叶明三、叶五玉、邹家凌，四人为广东龙川人。这10户人虽非同一姓、同一地，却因"亲朋"而"患难紧急，情同一体"，而结伴前往四川。这10户人"同路至次年丙申岁(1716年)三月，抵四川省重庆府荣昌县"。后来，除李士宦定居于荣昌外，其余9户"俱往川南立业"。

以上这个实例，把"湖广填四川"期间，移民群体自由组合、结伴而行的基本移民方式与基本移民单位，表述得十分清楚。在这次迁行程中，10户人家的地域范围，分属于3个不同的省籍(湖广、江西、广东)，分属于9个不同的姓氏(李、郭、柯、姚、朱、都、陈、叶、邹)来源。又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有湖北蒲圻迁往四川云阳的涂氏家族传人涂开盛，在返回原籍娶妻后，再次人云阳时，与他"同舟人川者"，有与涂氏"世为甥舅"的芮正朋，还有同乡周、王数人。他们一道定居云阳，后联姻成党。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结成一个"患难紧急，情同一体"的特殊移民群体，纯粹是由于共同利益的驱动，并通过血缘与地缘纽带连接而成的。

不同姓氏的移民群体，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与融合，结下了"情同一体"的深厚友谊，以至可能发展到不是一家胜似一家人的地步。例如，当其中某一个姓氏人家后嗣中断，出现香火无人为继的情况，另一姓氏家人可能会义不容辞地把自己的后裔过继给对方，甚而至于干脆把对方的姓氏冠在自己后裔头上。于是，久而久之，便会在这些人家中形成"一族二姓者"，或者隔代同姓的奇特现象。

例如，据记载："大邑县舒家场郭桥楼子附近，有一族在此聚居300余年，其族人一代姓郭，一代姓李，极为罕见，在全国也很罕见。"这里的郭、李同姓，在大邑聚居了300余年，当然是从清初以来开始的。这种一族二姓，又叫隔代同姓的现象，在四川不只在大邑县存在，在乐山市也有发现。据记载，那里就有"张、吴隔代同姓"。无独有偶，在笔者服务的单位--四川省社科院内，有一个后勤服务中心文印室，因为业务关系，经常接触一位名叫李宁的电脑工作人员。据了解，他家住青神县汉阳镇光芒村，他家里就是李、王隔代姓。他亲口告诉我，他的爷爷姓李，父亲姓王，他姓李，按规矩，他的儿子辈又该姓王。

为什么会有这种姓氏现象发生?可能与当年长途迁徙中结伴而行、人员自由组合的移民方式有关。据记载，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明初湖广移民填川的过程中： "明洪武二年(1369年)，吴万一与妻张秀英、妻弟张某某从湖北麻城县一同人蜀。途中，妻弟不幸病故。夫妻二人决定子孙一代姓吴，一代姓张，为张家'接上香火'。至今，犍为县罗城、定文、寿保等乡镇，仍有个别吴家后人保持了这一习俗：父姓吴、子姓张。"

由此可以推知，出现在各地如此多的隔代同姓实例，大概正是由于四川是一个移民大省，明清以来以血缘或地缘关系自由结合而成的移民群体，因为在长途迁移过程中结下的深厚渊源关系，原本不同姓氏的两家人因此而结下不解之缘，出自某种需要，为使一家不致断了香火，双方达成约定，一个姓氏使用一代人，到下一代即轮换为另一个姓氏。显然，这种隔代同姓的现象，正是长途迁川途中人们按血缘与地缘自由组合的产物，是移民史在姓氏文化上烙下的生动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