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二十一）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二十一）

二、迁徙路线

清代不同时段的外省移民入活动，大体分为三个方向：一是自北向南入，主要指原籍为川省以北的陕西、甘肃、山东、河南等省的移民迁移；二是从东向西人，主要指原籍为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以及江浙等省的移民迁移；三是自南而北入，主要指原籍为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移民迁移。由于清代迁移民的主体，主要是通过后两个方向迁入的，而后两者路线有时又有所重复交叉，本书第一篇主人公来自于福建，因此，本节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后两个流向的迁川路线上，而对自北向南流向的迁移路线暂略不论。

关于清前期后两个流向迁川路线的问题，以往的学者主要围绕有客家移民的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的移民人川路线展开探讨。见诸文字者，有罗香林的闽粤客家人是"跟着两湖的农民上川去"说；绘制为进川路线图者，有罗香林撰、黎敏斐绘的《客家迁徙路线图》，以及台湾学者邓迅之的清代广东客家人经湖南、湖北等地入川的路线图。

近年来，随着学术探讨的逐渐深入，对清前期南方各省移民迁川路线的研究，产生了一些颇有见解的成果。例如：刘正刚的《十八世纪广东移民四川路线之考察》、张国雄的移民"迁出两湖的路线"、王炎等的"移民路线图"以及舒毕生的《对清初客家移民入川具体路线的分析》等，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归纳既往的研究成果，上述南方各省移民迁川路线，可以分水路与陆路两途：水路以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至夔门(间有取陆路会合者)；陆路由闽粤人江西，(亦有由粤东至湖南)取道湖南、湖北入川，或取道湖南、贵州人。以上各途，实际上是江西、湖南、广东、福建各省在历史上早已开辟的通往四川的道路。应该说，各省移民既以四川为迁徙目的地，必然是在前人开通的道路上行进的，因此，在以上通道上，肯定都会寻找到迁川移民留下的足迹。只有把发生在各条道路上的移民活动，与一定时代演变和区域经济开发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才能揭示出行进在这些道路上的移民活动的本质特征。据此，笔者首先从时间上，把清初以来移民迁川路线，分为三个阶段来加以概述：

第一时段：以长江为枢纽的峡路，是元末明初时期两湖移民的主要人川通道，清初以来两湖移民以及部分江西人人川，多取此道，但却不是清初闽粤客家人的主要人川路线。所谓峡路，就是水路。这是沟通长江上中下游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的大动脉，是传统的川鄂交通路线之大路。由于长江水路具有重要的军事、经济价值，因此，历代政府皆重视对于这条交通要道的经营。从宋代开始，长江水路正式设置水驿，历元、明两代，长江水路驿站的设置和管理日臻完善。取峡路入四川，必经荆门至宜昌人三峡，溯江而至根据历史记载，在清前期两湖移民迁川之前，两湖地区曾经在元末明初发生过一次规模巨大的向四川迁徙的浪潮。移民大多出自于湖，尤其是鄂东北的黄州府和麻城县一带地方。到了明朝洪武年间，由于先于两湖开发的江西地区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于是，大量江西移民涌人尚待开发的湖广地区，以至出现了"江西填湖广"的区域性移民浪潮。结果，这又造成在两湖地区人地矛盾日渐尖锐。明朝政府鉴于四川地区有待开发，为了适应区域开发的需要，又不得不对湖广人采取了强制移民四川的办法，从而推动了明初以来大量湖广人向四川移民高潮的出现。正是在这种由东向西的区域开发过程中，从元末明初以来，在通向四川的道路上，到处都挤满了向外迁徙的人群。他们所走的道路，不外是两条途径：一是水路，从宜昌溯江而至夔门；二是旱路，走传统的川鄂交通路线之小路，由鄂西进入四川。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小路是，从湖北房州、竹山沿堵水西行，越大巴山，沿大宁河南下而人夔州(今奉节)、巫山。

清初以来，两湖移民，包括部分江西移民，人川时多取传统的水路。清人所说的："楚人人蜀者，必由二水(指长江、汉江)溯流而上。"主要就是指居住在长江中游的两湖人，就近取水路，渡汉水或洞庭湖进人长江，然后经三峡以达四。

例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唐氏从原籍湖南零陵出发，"洎乎洞庭，走巫峡"，进入四川。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王氏兄弟与唐氏同籍，"阅巫山，度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轻舟万重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趋，经月余"而达简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原籍湖南武冈的乔荣， "洞庭买舟，达新堤，入长江"。

但是，对于来自闽粤地区的客家移民说来，这条水道系溯江而上，逆水行舟，既费时又费钱，除了少数时间允许、盘费富裕者外，一般是不会选择水道的。舒毕生的文章对此作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绝大多数客家人之所以不走水路走峡路的原因：

第一是水上所花时间过长。据《四川内河航运史》记载，重庆至宜昌658公里，平水季节，木船下行一般为10天，日行65．8公里，上行一般为35天，日行18．3公里。实际上乘木船经三峡入川一般需要两个月到半年之久。客家人从广东人川时间一般为2至4个月，仅乘船通过三峡一段路就要花去两个多月甚至半年时间，所以是不划算的。

第二是乘船会增大开支。历史上各个时期，至清朝中期以前，长江三峡航道上过往的船只，运载出川物资远远大于入川物资，主要就是因为运人物资的开支过大，因而人川船只中大多为官运、漕运、贡运，而民间的商船极少。

第三是逆水行舟危险性很大。由于三峡航道处处是险滩恶浪，溯江而上，逆水行舟，乘客往往提心吊胆，冒着生命危险，如遇紧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刘光第是亲身经历过由峡路人川的艰辛与危险的移民后裔，他在《南旋记》中逐日记录了光绪九年(1883年)八月由北京启程，经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宜昌，溯江而上，回归四川故里富顺的全部行程，总计"出京至家，共一百二日"。在这102天中，仅宜昌至富顺一段行程，就花去了54天，其费时之多毋庸赘说。

至于江上行船之艰险，刘光第在文中记述船由宜昌上三道坪滩时所遭遇的险情："连打'两张'(原注：川江船工术语，即舟行上水，过滩遇险情)，缆又断，舟约覆者数矣，以天之福，得免于难。幸哉!险哉!"有鉴于此，刘光第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余谓蜀江乃更难于蜀道也。噫!"刘光第逆水行舟，乘的是官船，尚且如此危险，当年移民如取此水道入川，其命运又该如何，由此可想而知。广东张氏一家人原计划随大队人马乘船赴川，因故改取陆路，逃过落水厄运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据记载，广东长乐县黄浦村张衍祯夫妇，生有四子一女，深感当地"桑梓槐密，难于展布"，于是决定移民人川。康熙五十六年(1717)，张衍祯率妻魏氏及3个儿子共5人离别故土，随亲戚10余家，男女50余人，从广东出发，结伴同行。途中又加入移民四川的大队伍二三百人，徒步由陆路向四川行进。在经过湖广省地界时，魏氏因旅途劳累，忽然染病，气息奄奄，无法步行，只好留下调理。同伴见其病危，也只好各自赶路。经旬日诊治，待病势稍好后，始勉强由人扶持着继续行走，一心想追上移民伙伴。哪知同伴早已放弃陆路徒步，搭船舟先行人川了。闻听之下，真是百感交集。由于盘费无多，家人只有继续步行，好不容易才来到巴县盖市场，稍作休整。一天，在场上，偶然碰到原来同行的亲戚，打探到那些乘船的同伴，在舟过一险滩时，全部翻船落水，生还者百无二三。于是唏嘘相向，暗自庆幸未与同舟，免遭此没顶之灾。

简斌全

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