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三十五）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三十五）

一、虎患酷烈

于清初四川何以人口锐减、田地荒芜，乃至创下历史性人口与耕地面积新低的原因，过去，大多归结在"人祸"上。清朝统治阶级出于对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仇视，在把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又采用各种手段大肆夸大张献忠杀人的后果，说这一切都是张献忠农民军一手造成的。解放以来，史学界为了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大翻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历史旧案，结果仍逃不出从"人祸"角度来解释清初四川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全部责任推到张献忠身上，后者则是把责任转移、分摊在与之敌对的其他势力身上。而对于"人祸"以外的因素，例如灾荒与瘟疫问题，在当时条件下，却没有将它提升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和探讨。

今天，在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背景下，当我们回过头再来检视这些研究成果时，有必要重新调整一下观察问题的角度，另从自然生态、疾病与人类的生存关系来作一番解读。

先说虎患问题。上文已经提到，清初成都有虎豹横行的现象，但有人不相信这一事实，认为"那只是骗人的'鬼话"'。本来，在今天的人看来，在成都出现虎患，简直是不可思议!问题在于，"古所未闻，闻亦不信"的虎患，不仅出现在清初的成都，而且遍及全川各地。面对这一现象，我们能用一句"鬼话"一抹了之，装作视而不见，避而不作深入研究吗?

根据专家研究，清初活跃于四川各地的老虎，在动物学上的名称叫做华南虎。历史上四川地区曾经是华南虎的出没之地。凡是森林密布的地区，都是华南虎的栖息地。远的不说，就是在唐宋时代，虎迹还主要分布在川北大巴山一带的山区和川南沿江丘陵地带的密林之中。此外，川东南的涪州也是华南虎的主要栖息地，渝州也时常有华南虎出没。其余浅丘地带，也间或可以发现华南虎的踪迹。在五代和宋初，在成都城和永康军(今都江堰市)，甚至出现过华南虎入城之事。可见，在四川历来就有虎患，只不过还不至于谈虎色变，还未上升为一个足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时过境迁，到了清初，华南虎又一次在四大肆活跃起来。清初虎患具有数量多、分布广、成群出没、活动频繁、对人的危害甚大等特点。

清人赵彪诏在《谈虎》的文章中谈到："蜀雨后山行，虎迹去来可数"。据他估计，仅在顺庆、保宁二府，虎群出没，数量约有千只：

蜀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窝，数百里无人迹，南充县尤甚。

仅庆、保宁二府从山中出来的虎群，即达千只，横行全川的华南虎的数量，又该有多少!据调查统计，虎患绝于20世纪60年代，贵州历史上共有30只华南虎出没，在整个中国80年代初，华南虎存有40～80只，到现在仅剩下20只了。因此，清初四川历史上出现的虎患，应该是华南虎在整个西南地区活动最为猖獗、最为罕见的时期。清初虎患首先自川南发难，然后遍及全川。所谓虎患"始于川南，至于川西北而川东，下南尤甚"。这一描述，大体勾画出清初四川虎患的发生发展趋势。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虎患在四川各地泛滥的情况和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川南长江沿岸地区是明代一个重点开发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但经过战乱后，此区竞成为虎患渊薮之区，从顺治八年即开始发现"虎豹大为民害"。清初欧阳直谈到，他在叙南(今宜宾一带)坐船，"见沙际大虎成群"。过泸州，又看见数十只老虎"鱼贯而行"。有一只白虎走在前头，"头面长毛，颈上披须，长径尺"。此外，江安、南溪、庆符、长宁、江津、綦江、彭水等县，虎患也十分酷烈。其中，江津县更是"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

川西平原原本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在明末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以至在成都城中心地带--明蜀王府废墟之内，就有"野兽聚集"，军士射杀，日不暇给。此外，在成都附近的汉州、温江、双流、新津、新都等县，也都有虎迹。其中，汉州、新都一带"虎迹遍街"，新津"虎迹纵横"，虎患也是相当酷烈的。

川北地区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战场，饱受战乱摧残，以至在顺庆、保宁二府，公然发生虎群出没噬人的现象。其中，南充县尤为严重，学宫竟为虎窝。在潼川府，三台县、盐亭县也是虎患严重之区。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三台县还时常发生老虎入城伤人的事件。广安州也是"荆榛满地，虎踪遍野"。广安邓氏家族的回籍祖之一邓绍祖，在康熙十年(1671年)从广东返回广安插业，未几天亡，据传闻，他是"为虎所食"的。

在四川盆地中部地区，以浅丘地形为主，农作较发达，清初是虎患大作。欧阳直在书中谈到，他从内江出逃，在月下"见四虎狂奔"，他急忙躲在草丛间，才得以幸免。荣昌县知县张懋赏主仆8人到县城赴任，"方人城，蒿草满地，不见一人，日未暮，群虎拦至，攫食5人"。营山县在顺治七年，也是"人民稀少，虎患大作，昼夜为害"。县民出去耕种，必须会集方敢偕作。老虎来去如风驰电掣，往往攫人于大庭广众之中，乃至同榻之上。重庆地区有许多深丘地带，历史时期也是虎患较为酷烈的地区。在宋明时期，重庆地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明末也遭受很大的摧残破坏。清初，虎患复发，以至出现"群虎白日出游"的景象。

众所周知，华南虎只有在人口稀少、生态系统良好，且植被良好的环境中才可能生存。如此酷烈的虎患出现在一个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的开发地区，尤其是号称沃壤的天府之国，这的确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植被环境和生态系统，华南虎是断然无法在其上纵横驰骋的。四川之所以在清初衍生出这样良好的适合华南虎生存的环境，正是由于明末以来长时间的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烟稀疏，人与自然生态失衡的必然结果。

人类社会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有当二者关系和谐，人类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才会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反之则不然。在处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影响自然生态良性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由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过度开发，使自然生态遭到破坏所致。而一旦自然生态破坏达到失衡的地步，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惩罚，一系列自然灾害以及疾病就会接踵而至。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能见到的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常态的一面。

然而，人与自然关系失衡还有超出常态之外的另一面，这就是由于战争、瘟疫、灾荒等原因，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与地区内，由于人口的大量耗损，迫使人们不得不减弱乃至停止经济开发活动，进而从过去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领域中退了出去。这就为自然生态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个无人干扰的广阔空间。这样的时间持续愈久，地区愈广，森林、植物群落就会在一种毫无节制的状态下萌复、蔓延，其结果又会为虎豹豺狼一类生物的滋生、繁衍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与活动空间。于是，酷烈的虎患就在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这样一种超常态的状况下爆发了。

反观清初的四川，正好为虎患的猖獗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和空间。在广大平原和浅丘地区，过去由于主要是农耕地区和城市生活之区，在正常状态下，是不可能出现完整的植物生态群落的。而在清初，在没有人为培植的前提下，复萌了大量灌丛、次生林和茂草，灌丛、次生林的覆盖率可能已经恢复到了50％以上。而在大面积的盆地边缘山区，由于原来就有原生型的植物群落的基础，加之人类生活和经济活动干扰的减弱，这时也出现了以乔木和各种灌丛为主的森林复萌，森林地区的覆盖率则达到80％左右。

由此可见，从虎患酷烈程度所反映的生态环境失衡中，再一次反衬出清初经济残破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简恩承

地球上人越来越多，虎之类动物越来越少，许多物种灭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