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三十六）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三十六）

四、鼠疫流行

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在一场大规模的兵荒马乱、刀光剑影之后，百姓或死或逃，生存环境恶劣，卫生状况恶化，人们的抗御疾病的能力低下，社会医疗救助体系不存，死亡的人与动物的尸体得不到及时的掩埋，环境与饮水遭到污染，时间一久，必然滋生各种病菌。而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又得不到及时医治，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为祸及一方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瘟疫。

法国年鉴派大师伊曼纽埃尔·格鲁瓦·拉迪里(Em manuel Le roy Ladu rie)早在1973年，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概念"，即"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4～17世纪)"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就指出：

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兴趣大增，越来越关心作为当代文明特征的污染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影响，即迫使历史学家以当代人们所关心的重大事情为出发点，去重新思考过去的某些重要方面。当我们从20世纪向前回溯，去看16世纪的时候，这种"反思"不仅要求我们彻底改变视角，实际上还要求我们改变方向。

根据伊曼纽埃尔·格鲁瓦·拉迪里的研究综述可以知道，能够带来全球性"一体化"传染的疾病是瘟疫。导致全球瘟疫爆发的罪魁祸首是鼠疫。全球瘟疫系统最终归结到人和细菌的复杂关系。在"一体化"时期，能把这些复杂条件带动起来并产生瘟疫的关键是跳蚤，尤其是老鼠身上的跳蚤：被感染过的跳蚤通过叮咬老鼠将细菌注人老鼠的血液，在腹股沟产生腹股沟炎。跳蚤也可以生活在人类身上，通过叮咬将瘟疫传播给人。

中国学者曹树基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明代华北地区鼠疫大流行的问题。依据他的研究成果，鼠疫(Plague)是由鼠疫菌所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病死率极高，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人类社会流行的鼠疫，直接来源于鼠疫自然疫源地所提供的鼠疫菌。而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又是长期生物演化的结果。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气候条件如旱灾的频繁发生，人类的过度开垦等因素干扰了人、鼠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就会使活跃于自然疫源地的长爪沙鼠，将鼠疫菌传给家鼠，并通过家鼠传人居民点，从而威胁人群。

明代后期中国华北地区曾经两次大范围地流行鼠疫，其鼠疫菌的来源当为乌兰察布高原长爪鼠鼠疫疫源地。由于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旱灾。旱灾之年，由于食物的匮乏，也使人类个体的体质下降，抵抗疾病的能力随之下降，加上灾年外出寻食人口的流动，卫生状况恶化，都会导致鼠疫流行范围的扩大和流行强度的增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万历年间大同鼠疫大作，波及山西全境时，鼠疫很快就传染至邻省河北、河南等地。崇祯年间，大同再次流行鼠疫，很快传染至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陕西的部分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流行于华北地区的鼠疫，其表现症状有一种名叫"大头瘟"者，有的地方"俗名大头风"，实即为鼠疫患者因颈部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这种大头瘟的死亡率极高，如见之于河北真定府武强县的记载说："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甚至有死绝其门者，远近大骇，号为大头瘟。"见之于栾城县的记载相同："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有灭绝其门者，号为大头瘟"。这些症状都与其后在四川地区流行的瘟疫相类似。

西方有一位勇敢的目击者，还记录了鼠疫的另一类病症，即败血型鼠疫的危害后果。他目睹了鼠疫患者从染病到死亡的全过程，在记录中写道："(鼠疫)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持续了2个月；人们持续高烧、吐血，在3天内死亡；第二种在剩下的全部时间内一直发生着，也是持续的高烧，四肢溃疡，溃疡主要出现在腋窝和腹股沟，在5天内死亡。(它)是一种如此严重的传染病(吐血时尤其严重)，以致不仅生活在同一座房子的人相互传染，哪怕是看一眼，也会传染给另一个人"。

崇祯末年的鼠疫在山西大作之际，有的县的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这就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地区。于是，与山西接壤的陕西也在劫难逃。瘟疫从山西蔓延至陕西，传染的方向是从北往南，从西往东。到崇祯十三年(1656年)，"凤翔府等县大旱饥，流移载道，死者枕藉。次年大饥，疫起，居民阖室俱毙，野无人烟"。可见，陕南地区也是这次鼠疫的重灾区，据估计，该地区因为饥荒和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超过50％以上。

陕南与四川山水相连，是明末农民军两大主力李自成、张献忠进入四川的门户。李自成、张献忠在明末曾经多次由陕南攻入四川，这就意味着，在瘟疫区纵横驰骋的这两支军队，都可能成为瘟疫的带菌者和传播者。因此，从当时山西、北直隶北部的长城一线起源的这次瘟疫，很可能就是随着军队以及躲避战乱与瘟疫的人群的大量流动，直接经过陕南这个门户而进入四川的。

根据史料记载，瘟疫大范围地降临四川，发生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是年，"全蜀诸郡邑大疫"，"人民死者甚众"。这种能够造成全川范围传染、并且死亡率极高的"大疫"，在当时只可能是瘟疫。

崇祯十四年(1657年)"江北鼠"大规模渡江南下。张献忠据蜀宫时，"夜为鼠扰"，遂下令士兵"各杀一鼠"，天亮时将杀死的老鼠上交辕门，不交者"代以首"。于是，"是夜兵毁壁穿窖"、"薰窑窦、搜仓廪杀鼠"，第二天黎明，只见"积鼠成京观"。从此以后，"全川糜烂"。在鼠疫大范围流行的年代里，这些在蜀宫大肆猖獗的人间鼠，难保不与带有鼠疫菌的长爪鼠接触，因而也可能成为鼠疫菌的传染者。通过这些带菌的人间鼠的大量繁殖与活动，就会把鼠疫传播到人间，所以，自此以后，四川各地瘟疫不断。

以下是见于地方志、笔记野史中，有关明末清初以来四川瘟疫大流行的情况的统计：

从上表可见，在明末清初，鼠疫集中在川东、川中与川北的接合地带，如重庆、遂宁、潼川、内江等府州境内。这些地区，正是军队出没、人群活动频繁之地，随着疫情的继续扩散，其严重后果到了清初便集中显现出来，以至出现了"大兵之后，凶年饥馑，瘟疫频仍"，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顺治四年(1647年)，四川流行头肿，即"赤大如斗"的"大头瘟"，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顺治十五年 (1658年)，刘达在致李国英的信中，提到清初以来虎患、虫灾、瘟疫给四川造成的悲惨局面，"回忆豺虎纵横，瘟蝗诊厉，尸山血海，万死一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方象瑛被任命为四川主考官，他在途中写了一首《哀川北》的诗。诗中写道："两川百万众，先后膏戈铤。锋镝苦未歇，饥疫频颠连。青磷照梓益，白骨横巴绵。"这里明确描述了兵燹之后，饥荒与瘟疫频频降，使两川人口大量锐减，以至出现"青磷照梓益，白骨横巴绵"的惨不忍睹的悲惨局面。就是到了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一个名叫施成泽的简州人，因为担任陕西安定县令，奉命调运军饷进藏。当时，沿途仍有瘟疫流行。据记载，瘟疫过后，景象惨不忍睹："瘟疫时行，枕骸遍野。骷髅颠倒，骨暴沙砾。举目魂销，移步惨烈"。

各地所发生的瘟疫症状，与明末以来在华北地区鼠疫大作时的情况相类似："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此处所说的"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应该就是鼠疫中的颈淋巴肿大的腺鼠疫的典型症状。

在鼠疫流行过程中，据记载，虽然有一个道人拿出救世邳方，说是用"木桶盛小便泡之"，数次之后，即可治愈"马蹄瘟"，听说效果还不错，"民赖以生者甚众"，但是这类记载的可靠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根据明末华北各地的情况看，由于鼠疫的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凡一人得此病，亲友不敢吊问，很快传染于亲邻，乃至"死者无数"、"死绝其门"、"阖门病毙"者比比皆是，何来"小便"浸泡，便可起死回生!

民国《绵阳县志》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有一个叫何三爷的绵州人，明末时，张献忠"至州，病痢索医"。在"已杀医数十"的情况下，何三爷被带去给张献忠治病，后用计脱逃。为躲避追踪，"乃人石泉坝坻堡(今北川县境)避之"。"时瘟痢大作，病者十不生一二"。据说，何三爷与父"采药施救，全活甚众"。根据"病者十不生一二"的情况推测，此处的"瘟痢"，可能就是前面所说的鼠疫，而不是一般的"病痢"即痢疾。如果是前者，恐怕何三爷的医术再高明，也难以做到"全活甚众"。

在三台县田野调查中，笔者搜集到以下两则与此相关的口碑资料：

一是在今三台县南段石乡5村，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都知道一个传说故事：据传该村有一所老房子，是清初移民从刺笆林中砍出来的。当移民打开这座老房子的大门时，发现房中尽是倒毙的死人，估计是遭遇突然疾病，房中的人全部死绝了。另一则是在今三台县西老马乡瓦窑坝鸡心滩，有二王姓移民的祖先到当地垦荒，看见田地中长满刺笆野草。待他用木棍、砍刀砍出一条道路，从刺笆林中穿进去，发现里面有一座院落，房子虽未倒塌，但很烂，进门一看，只见里面东偏西倒着几具死尸，有的存有骨架，有的还穿有衣服，很可能是得了某种疾病死的。从发生在三台县南路、西路这两则资料可以推断，这种因为瘟疫流行而导致"死绝其门"、"阖门病毙"的现象，不仅见于华北地区，就是在四川各地也在所难免。难怪方象瑛会在《哀川北》诗中，以"饥疫频颠连"来加以描述。

咸丰年间内江人刘景伯曾经在《蜀龟鉴》中，对全川各地人口的死亡情况及其原因作过估算，其中特别提到了死于虎患与瘟疫的情况：

川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

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

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存一"；

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下降，持续时间长，数量大，结合上文推算，从明末载册310万(推算500万)下降到50万(或60万)，只残存了大约10％左右的人口。也就是说，在战乱中损耗的人口数量大约在300万～480万之间。分析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除了直接死于刀兵战火之外，其他还有饥馑、瘟疫、虎患等。而排在第二位的当数瘟疫。假如以平均20％的比例推测死于瘟疫加上虎患的人数，至少也在60～90刀之司。

难道一场瘟疫果真能导致近百万人的死亡吗?

曹树基在梳理清初浙江人口的异常变动中发现了一段被湮没的史实：明代末年，江南地区遭到鼠疫的袭击，苏、松、杭、嘉、湖五府人口死亡达600万。此外，在法国，据1348年和1362年两次瘟疫的档案抽样统计资料显示，疫区内家庭总数从7860家(1340年前后)下降到4069家(1365年前后)，下降了48．2％。另据当地10个乡村和城镇的资料，1345～1355年间家庭总数从8511个下降到3839个，减少了54．9％。有鉴于此，史学家把鼠疫后果的"可怕程度"，比作为"相当于今天中等规模的原子弹屠杀的灾难"。又说瘟疫就像"陨星一样"，凡是瘟疫传染的地区，人口大量死亡，村庄也随之逐渐消失。因此，当清初鼠疫这个给人类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灾难的陨星，突然降临天府之国的时候，其所造成的人口死亡后果，应该不亚于战争中的屠杀，称其为"相当于今天中等规模的原子弹屠杀"，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遗憾的是，这个隐形杀手却长期被湮没在铺天盖地的"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传言之中。当今四川著名诗人流沙河，在其新著《老成都--芙蓉春梦》中，有一段议论颇值得回味。他说："旧说张献忠剿四川把人杀光了，才有'湖广填四川'。蜀中饥饿死人，逃亡死人，瘟疫死人，估计应占死亡总数百分之八十几。张献忠杀死的也只占百分之十几吧。就这样也空前绝后了啊。"

简斌全

你能来到人世，该有多少祖先穿越了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