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四十）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四十）

三、"奉诏填川"

如果说"移民填川"是来自于朝廷的诏令，代表的是上层的旨意，那么，"奉诏填川"则是纯粹出自民间，表达的是下层百姓的行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之所以能够在康熙二十年后迅速掀起高潮，就是这二者结合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尤其以湖南百姓所卷起的"奉诏填川"的移民活动最具代表性，最引人注目。

前文曾经提到，有一个来自湖南的名叫文李氏的杰出女性，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率领6个儿子，取水道由楚入蜀。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来到川北潼川府乐至县一个名叫"李逵坝"的地方。但见此地环境甚佳，"灌木参天，麻菽盈野，樵夫牧竖，扪萝攀葛，狐兔飞鸟，见人惊跃"，这正是一片充满生机、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正当她疑惧间，忽然看见路上走来一大群人，其中有"皤皤然黄发，提携抱负，稚者老者，前者后者，累累贯珠，联翩不绝"，携家带口，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她于是上前打听，对方回答道："奉旨填川也。"原来路上的这群人，也和自己一样，都是"奉旨填"的百姓，她于是"疑虑尽释"，决心在当地落脚开垦。

这位湖南妇女在安岳县李逵坝所见到的景象，正是当时外省移民响应清廷"移民填川"政策召唤，竞相涌入四川垦荒的热闹场面的一个缩影。文中提到，那些和她一样入川垦荒的人群，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奉旨填"的旗号。他们之所以敢于堂而皇之地打出"奉旨填川"的旗号，一方面是对于清廷"移民填川"政策的响应，而另一方面，则是源自朝廷对他们的鼓励。'因为，在四川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份康熙皇帝亲自颁发的《招民填川诏》。

在今天四一些移民后裔珍藏的族谱中，收录了康熙皇帝为湖南移民颁发的两份诏书：一为《招民填诏》，一为《招民填蜀御诏》。据孙晓芬在《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一书中所提供的资料表明，这份被称为是康熙皇帝颁发的《招民填川诏》，因时间不同，而有两个版本存在：一个是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另一个是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正月。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个别文字略有出入。即使同为康熙三十三年颁发的诏书，不同的族谱所收录的文字也略有差异。这些差异估计是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底本来源不同，再加上传抄有误而形成的。

笔者从四川省图书馆所收藏的一本族谱中，获得了这件影印的《招民填蜀诏》的全文，现重新整理、标点，照录于下(见下图)：

圣祖仁皇帝招民填蜀诏

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同风，八荒底定，贡赋维周，适朕愿也。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尚起江南、江西，助解应用，朕甚悯焉。今有温、卢二卿，具奏陈言：湖南民有毂击摩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正月日诏经查，这一诏书不见官方文献，无论是在《四川通志》和《湖广通志》中，还是在《清实录》以及《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均未发现这样的诏书。另外，诏书中所提到的"温、卢二卿"，不知为何人，在诏书颁布的康熙三十三年前后，担任过湖广行省提督的名单中，仅有徐治都(康熙十八年任)、林本直(康熙三十六年任)、俞益谟(康熙四十二年任)三人，根本没有温、卢二姓存在。至于此二人的事迹及奏言，更是无从说起，有待进一步考订。

对于这件没有可靠出处的招民诏书，应该如何认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温、卢二卿"其人的存在，但诏书中引述的他们奏言的内容，却是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

诏书谈到湖南人口剧增，已有人满之患，出现了"毂击摩肩之风"，即形容当时湖南人口多得摩肩接踵，连过车都困难了。而且荒地尽辟，"地有一粟难加之势"，就是形容当地的粮食出产，已经饱和，到了无法再增加的程度。

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湖南人丁数为303813口，田地数为13892318亩，人平土地45．73亩；同、年四川人丁数为18509口，田地数为1726118亩，人平土地93．26亩。表明川省人均田地是楚省的2倍，湖南耕地开垦程度的确已经够饱和的了。所以，湖广提督俞益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闰三月在奏疏中称：湖南衡阳(今衡阳市)、永州(今永州市)、宝庆(今邵阳市)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垦荒，盖以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也"。湖广提督也亲口证实，湖南中部、南部三府之所以出现大量人民外迁四川，就是因为"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所引起的。由此可见，产生这一诏书的厉史背景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子虚乌有。

其次，康熙三十三年以后，从湖南南部各州县出发迁往的移民明显增多，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也与所传大量移民持有招民诏书入川的历史背景相符合。

据史料记载：康熙三十六年以来，"楚南入百姓"日益增多，迄至五十二年，仅零陵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康熙四十七年，衡阳、永州、宝庆等府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康熙晚期，湖南宝庆、武冈、沔阳等处百姓，络绎不绝人，"托名携家人蜀者，不下数十万"。以至到了乾隆时代，入川的湖南民户数量一跃而居各省移民之首位。(见下表)

曹树基还通过对相关氏族资料的抽样统计，对乾隆四十一年"湖广填四川"截止之年的分区移民原籍人口作了一个大体推算，推算结果表明，处于迁川前两位的是湖广、广东，而在湖广人中，湖南人的数量已经超过湖北人(详见下表)

再次，大量民间族谱资料与移民家族的口碑传说也充分证实，清初以来湖南移民以"奉旨填川"的名义迁入四川的现象较为普遍。

孙晓芬在《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中，列举了四川各地以"奉旨填"的名义迁川的民户，基本上来自于湖南。如在川东的宣汉县(清名东乡县)，有何氏从湖广"奉旨人"；奉氏、蒲氏分别从湖南零陵、长沙于康熙年间"奉旨填"、"奉旨入川"；尹氏、夏氏和邓氏，分别从湖南祁阳、东安和祁阳，先后于康熙三十六年、三十八年和四十一年"奉旨填川"、"奉旨人川"和"奉旨入蜀"。在川西的金堂县，原籍湖南宝庆府的伍氏，于康熙三十六年"奉旨人川"等等。这些"奉旨填川"、 "奉旨人川"和"奉旨入蜀"的文字，均出白族谱，虽不能保证完全可靠，但起码证明，在湖南籍的四川移民中间，普遍收藏有"奉旨填Jll"诏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收藏并提供上述《招民填蜀诏》的安岳唐氏，其人川前的祖籍地就是"湖南永州府零陵县东乡辛兴里四甲老渡"，其人川时间最早为康熙九年，绝大多数为康熙三十几年以后。

若问为什么会在湖南籍移民中出现这种持诏入川的现象?根据以上所述可见，这与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告平之后，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饱和，出现"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的局面直接相关。正是由于人多地少，所以在湖南人口密集的中部、南部地区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而从湖南迁川移民数量的剧增，乃至在整个"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活动中的主力军地位推断，在这一移民过程背后，必然有一套特殊的专项鼓励政策、激励机制在起支配作用。四川民间族谱上所提供的康熙《招民填御诏》，正好揭示出当时的鼓励政策、激励机制不仅存在，而且对移民迁川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集中体现在：

其一，诏书中提到，对于湖南移民迁川，户部转发有特许的批文予以关照："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这就保证了沿途畅通无阻，不致遭受刁难阻挠，从而有利于湖南移民绵延不断地进入四川。

其二，诏书中明确提到对迁川移民将按照旧例，给予5年免税的优惠待遇。在此之前，湖广行省为鼓励农民垦荒，曾经根据朝廷政策，制定了"于六年后升科"的条例。而今，为鼓励湖南百姓到四川垦荒，诏书保证，依然按照原来在本省实行的旧例，"俟开垦六年以后，候旨起科"。这一规定，保证了湖南百姓出境垦荒，同样可以享受以前在本省所实行的优惠政策，显然有利于调动他们人川开垦的积极性。其三，诏书中有相关官员因为招抚有功，可以得到嘉奖的内容，虽然没有规定具体办法，但对照清廷原来在湖南省推行"劝垦之例"，对于督垦有功官员，按照实际贡献，分别给以"加级记录"'和"议叙"升迁的成例，而今诏书又变通规定了"招抚有功，另行嘉奖"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无论四川还是湖南的各级官员，凡是在执行"招民填川"的过程中"有功"，都可以随时得到朝廷的诏令，分别予以嘉奖。显然这对于提高四川、湖南两省官员执行填川招民政策的积极性，是会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的。

从对湖南一省实施"招民填川"政策背景的考察中可见，当清廷一系列鼓励外省移民迁川的政策出台之后，由于措施落实，符合迁出地的实际，不仅对愿意迁往四川垦荒的、百姓有所鼓励，而且也对劝督有功的当地官员有所嘉奖，因此，招徕外省人民充实四川的政策，很快便得到外省百姓的响应。于是，一个以四川为目的地的移民迁徙高潮，在南方各省迅速掀起。这就是我们在本书第二篇迁移篇中所描述的动人场面。

简斌全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