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四十一）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四十一）

第三章蜀中掀起垦荒热

自古就包容大度、善于海纳百川的巴蜀人民，深谙热情待客之道。然而，眼下由于人手短缺，来不及为这些远乡异客准备香茶美酒。不过，他们却为之准备了丰厚的礼品--足够多的荒地，任由外省移民们去开垦，去收拾，去建设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

一、"插占"荒地风潮

四川著名作家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中，曾经以文学笔调，描绘了一幅外省移民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成都平原后，凭自己力气创业开垦的生动图画："那时候成都平原里面，到处都长起竹树野草，荆棘蓬蒿，晚上则有成群的狼嚎，可怕的虎叫"。来自几千里外的外省移民，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靠着水沟，割下芦草，造起茅篷，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用树枝插起，作为占有者的标记。从此土地有了，也远离了漂泊的痛苦，

但开荒和耕种的艰难，却一长串地摆在后头"。

经查，艾芜原名汤道耕，其远祖汤万景，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传至第8代汤承烈，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从原乡启程贸易人川，辗转徙居彭县，插占务农。到艾芜的高祖汤德润时，始迁居紧邻之新繁县清流乡(今新都区新繁镇)。艾芜在这段文字中所描述的景象，就是对清初四川历史上确曾出现过的"插占"垦荒场面的真实写照。

清初移民垦荒时，以树枝等物作为"占有标"的习俗，据考源出于原始公社时期，那时人们在开垦的荒地四周设置几个茅草活节作为占有标记，在民俗学上称之为"占有标"。这一习俗的基本特征是，以实物记事，实事象征某种特定语境下的具体意义。作为占有标志的树枝等物，仅仅是一个外在符号，折射出的却是插占、置业、创造等理念和移民的文化。在成都乡下，至今人们偶尔尚能听到一句源自清初"湖广填四川"的老话："你哥子资格老喔，插茅杆花的"。所谓"插茅杆花的"，就是用来说某人创业很早，资格很老，威望很高。这里的"插茅杆花"与插树枝，起源相同，含义是一样的。

在清初四川移民插占垦荒之前，这一现象早在明代其他地区早就发生过。例如，据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年)，干十四郎迁于湖南永州府零陵县下乡，就曾经插占于福田乡崇信里，地名田溪口，屯粮18石，名粮2石，在册。在湖南湘潭，"康熙初，土旷人稀，多占田，号标产。标产者，折竹木枝标识其处，认纳粮，遂为永业"。

在四川，"插占"的现象也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红巾军领袖明玉珍人蜀，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鉴于蜀中战乱，元人退走后所遗之军屯与民屯一时无主，大量失耕，为安置跟随明氏入蜀之湖广人，明氏遂大力鼓励其人通过"插占"，自主开垦土地。清人张鹄考证说，其先世"自楚之麻城孝感人蜀"，此时得志，从行有功，故自应得以升赏，"令各寻善地相安"，也就是插占落业。张鹄由此推知，"故相传人川有插地之说也。不然蜀土良田岂无耕耘，何得以远人任意插占也!"

在明初，跟随廖永忠、汤和大军入川之民，于"洪武年间来蜀，挽草为业，谓之黑户"，这些人后来也就成为明代最早在四川的"插占"之民。明初入川之民，自行插占土地，其后官府为明确各户土地界址，曾补立"插线契约"，后则演变为法定"鱼鳞图册"之依据。

清朝初年，统治者在推行招辑、安置流亡人员仍不能摆脱人口危机状态的情况下，不得不启动一系列招徕人口、鼓励外省移民人川开垦的政策。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四川布政使管永泽指出："川昔日地广人稀......来川之民，田亩任意插占，广开四至，随意报粮。彼时州县惟恐招之不来，不行清查，遂因循至今。"表明当时地方州县对于外省来川移民的占垦行为均持欢迎态度，既然"惟恐招之不来"，来了当然就任其"插占"。再说，结合上文的考证，在当时一个幅员上百里的普通县，平均人口只有300多人，地多人少的实际，也为这种随意"插占"行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受清政府一系列政策的鼓励，许多先期入川的移民，开始了无限制的"插占"垦荒活动，他们因此成为清朝统治下四川第一批拥有土地的自耕农。

有资料显示，在兵燹之后，留在蜀中或者从外地避难归来的土著居民，早就开始"插占"一些无人耕作的田地，并用竹签子作为占地的标记。简州人傅迪吉，根据自己在明末清初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一本题为"五马先生纪年"的自传。传中记载，在顺治十年(1653年)27岁时，他由眉州搬家回简州。"在万家沟栽田几亩，又在舅氏栽田两三块，每处一根签子插上，就携带三四十亩，族人又为之不忿"。而作为最先进川"插占"土地的外省人，主要是与四川邻近的陕、甘人和湖广人。据记载，顺治十五年(1658年)，随着清军由保宁进占成都，一批从川北及秦陇来的小民，包括"士农工商、技术胥役之类，惟力是视，俱伐树白之以为界"，首开在成都平原"插占"土地的先河。其中之"强有力者，得地数十丈不止"。他们先在骷髅、瓦砾之间，搭一个棚帐作为栖身之所，"因树为桩"，再把割的芦草盖在其上。同治《重修成都县志》也载： "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白其皮为界，施棚帐于骷髅瓦砾间。"

新都《徐氏族谱》记载了一个湖广人跟随军队在成都附近的新津大事"插占"土地的情况。"族中长老咸云明末清初之际，李闯窜京，寇贼蜂起，天下汹汹，人无定所"。入川始祖"观远公"，"独由江西赶营逃乱，自楚入蜀，亲冒锋镝，备历艰险"，后至川西，始"插占"定居于新邑南门外高一甲吴二甲乾坝子。今龙门乡观音台许氏宅西有一块亩多的林地，高耸四尺，即是观音台所在之处。这就是他当年所"插占"的地方，其遗址在民国年间还保存。

早期"插占"荒地的人们，一般是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圈起来，使用各种方式作为"占有者的标记"：有的"用树枝插起"，有的刮掉树皮露出"树白"，有的通过"结草"即在地边挽上草把，还有插竹签、竖石碑为记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有族谱资料说，当时"占垦者至，则各就所欲地，结其草为标，广袤一周为此疆彼界之划"。占地后，只需把地牒呈报官府，"官不问其地方数十里、百里，署券而已。"这就是说，插占后的具体做法是，先向乡约里长进行报告，内容包括：已占垦田地的位置、四至、块段、亩数及载粮情况。然后经乡约里长核实后，再呈报至县衙，发给执照。例如，原籍福建长汀府长汀县的移民魏永鹿，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入川，在什邡县九里埂脚下麻柳湾"插占"土地12块，载粮1钱4分4厘，"凭乡约里长在新繁县太爷署给照起科输赋"。

以下是保存在族谱中的一件由政府颁给的"垦地执照"抄本式样：

成都府资阳县正堂、纪录二次涂为首状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据贡生徐值具呈前事，呈称四十六年报粮田一分，坐落玉河沟，成熟田六十块、地十块。东至唐时茂地界，南至周玉鸣官山分水界，西至三教庵界，北至徐翔云界，中下田地共五十一亩，共载粮三斗五升三合一勺六抄六撮，四至分明。具给乡约朱可圣、徐翔云等前来。据此，合行给照。为此，照给贡生徐值，前去东乡玉河沟，'照依所首亩粮管业。毋得藉以所首界限影占，希图广阔，致人力不及，徒尔抛荒国土，预伏衅端。倘敢故违，查出定行重咎，宜恪守须至照票者。右给贡生徐值收执

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县行

按：贡生徐值，老谱原名徐植，原籍四川资阳人。其父徐应俊，其母黄氏。族谱记载，王氏殁于贵州，其长兄徐俊于康熙元年(1662年)生于贵州遵义府绥阳县马场地。据此推断，该徐氏曾于明末清初躲避战乱，暂居贵州遵义府，3个儿子均生于贵州。徐值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39岁的徐值回原籍"插占"了资阳老家的大量田地。这份垦地执照，就是当时全家从贵州返籍后，凭力垦荒，取得田60块、地10块，田地共51亩的见证。由于这些田地是以徐值的名义向官府申报，获得批准的，所以徐值就取得了这些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后世把这件垦地执照收藏起来，载入族谱的首页，足见其重视程度。从这件垦地照票可见，清初入川的民户，通过"插占"取得田地的手续，往往只是经由自己申报，乡约核实，官府并未派人加以丈量。官府授权发照，只是"计块"管业，而不是计亩管业。正因为如此，所以，这就留下不少后患，为日后"插占"大户的隐占、欺瞒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以至到了雍正初年，朝野上下纷纷主张对四川田亩进行一次丈量。

在一本专门研究成都东山客家人的书中，也对这一阶段的移民"插占"土地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记述：

康熙年间客家人入蜀始祖初到东山时，这里人烟甚为稀少，荒地很多，因而曾有一个圈地运动，如插旗山便是插旗为界，占了一个丘陵地带。十陵镇太平村二组钟家老宅后曾于十余年前出土了一方袁氏碑记，其中记述了袁氏入蜀始祖在东山插占土地的情况。

在一些地方志、家谱等文献中，有不少资料揭示这一时期靠"插占"起家的大户，任意"插占"而拥有大量土地，财产十分惊人的情况。详见下表：

从上表可见，这些"插占"大户的户主，有省移民，也有本地土著。"插占"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康熙中后期，尤其是康熙二十年(1681)之后。而此时正值外省移民入川后所掀起的一个垦殖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外省移民的"插占"区域，主要集中在人烟稀少的川西平原及其周围一带。由于这一地带土地平敞、肥沃，水利资源充足，又有旧渠堰可资利用，所以，吸引了远近的移民来此垦荒，以至"早期一的移民主要都集中在这里"。正如清人所说："至是，西南接壤之所始有开垦者，然田皆膏腴芜久，益肥沃，用力少而成功多；且无赋税，力之所及，即为永业"，于是四方之民'"皆健羡之，非安土重迁者，往往相率去"。

例如，今都江堰市柳街乡的居民，其祖先多系清初由外省迁来，划地为域，用竹木插标为记，即属于私有土地。据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重建义虎村孝感寺碑文记载："王、冯、张、秦四姓，由湖广来四川插占。王姓于庙南有田二百五十亩，张姓于庙北有田二百亩，冯姓于庙西有田一百八十亩，秦姓于庙南有田一百亩。"

在上表所列"插占"地区内，当时一些"插占"大户所占垦、经营的土地范围大都十分惊人。例如：在新繁县，"插占"者有"一族为一村"者，还有"一族占田至数千亩者"。在中江县，刘廷齐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所占地亩"地界旷远"；有时"月余不能履其地"，只能借游猎的机会加以"巡视"。在一些偏僻的荒山地区，甚至"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营业"。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他们在占有大量土地后，究竟采用什么方式来进行耕种呢?前引张邦伸《锦里新编》所载其先曾祖张连义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广汉垦荒、发现飞人李颠的故事，其中提到了雇人垦荒的情况。

该记载说，当时张连义"辟地二千余亩。凉水井以南，俱在开垦之内"。又说，当时的背景是："兵革虽息，土广人稀，听人耕种，俟三年成熟后，具报升科。"表明张连义"插占"的时间，正值"三藩之乱"平定不久，省内正有大量荒地等待开辟。他一次性即在川西平原"辟地"2000亩，无论时间、地点，均与当时客观历史背景相合。

从张连义一次性"辟地"2000亩，即圈占了133公顷的土地，以他一家之力，肯定无法开垦出来。他采取雇工方式经营的土地，是其全部还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得而知。在他雇工经营的同时，是否也把其中部分土地租给人耕种，也不清楚。不过，从文字中称这些从事耕作的人们为"工人"，自称为"新迁之户，以养生治产为业"，表明他们的身份属于从外省迁来的移民，是不折不扣的专业"垦民"。雇佣他们的张连义，其身份显然是"垦首"莫属了。 "垦民"与"垦首"共同组成了一个集体耕作组织。这个组织的规模，如按照官府安插民屯开垦者的给地标准：每户30亩、单兵15亩(岍算，维持2000亩土地的正常耕种经营，起码得有70～140人。这个耕作组织采取的是集体耕作的方式，每天由"垦首"向耕作现场派人监工督促，并为佣耕之人携带酒食，供他们在田间食用；没有住处的工人，"垦首"可能还会给他们提供住宿。

但是，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了解有关这个耕作组织内部更多的情况，也不知道这种耕作方式是季节性的短期雇工，还是长期集中耕作，这种集体耕作方式究竟有多大的适应度，是否为其他插占大户所采纳。总之，有关细节还需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