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四十二）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四十二）

二、贱价转让田地

如果说，清政府鼓励外来移民入川垦荒，规定任意"插占"，即为己业的优惠政策，是清初特定历史阶段移民创业环境宽松的体现，那么，紧随其后所发生的土地转让热浪，则是外来移民生存环境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信号。

根据调查得知，这种田地转让现象，在明代四川个别地方早就曾经出现过。例如，原籍湖广黄州府麻城县的罗定国，于嘉靖四十三年辞官来到四川成都府简州罗家坝(今成都龙泉驿区同安镇境)居业。据口碑传说，罗定国入川落脚罗家坝狮子山时，占了很多田地，由于经营不了，拿出部分土地送给曾姓人家。曾家原占河坝，土地不够做，于是便接受罗家的馈赠。为了表示感谢，曾家回送罗家"丈二红(布)一根，雄鸡一只，火炮一圈"。曾家种的地罗家坝狮子山狮胡子处，原有柏树4根，后来修水库时才砍去。

根据地方志和族谱等民间文献资料记载，在清初四川各地，也曾经掀起过类似的贱卖、"易地"、"馈赠"等土地转的热潮。有资料说，这阶段的新移民来到某个地方，往往可以以十分低廉的价格，从先期入川"占垦"者手中便宜购得土地。例如：一亩之田，"值银不过数钱"；或银一两，"可购十亩之地"，甚至还有"一鸡一头，布一匹而买田数十亩者。有旷田不耕，无人佃种而馈赠他人者"。

例如，在重庆大足县龙水镇《杨氏族谱·徙传述略》中，提到杨氏祖先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九月二十日"父子兄弟八人"举家由湖南迁来重庆铜梁县，该县城近郊"下坝田地已为谭氏所占"。杨氏先祖"因出麻布三件易之"。用三件麻布换来的这坝田地，范围相当宽："冲插旗山岭至半冲，始沿小溪直下转齐大河"。这就是杨氏"徙川时"所得的"老业"。又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谌益诗由湖南安化迁至潼川府三台县南，以布2匹、钱4贯、瓶酒、鸡，置田于云岩(今老岩头)。康熙末年，一曾姓人家，因捡到别人扔在外面的豆稽，筛得5升余豆粒，就"换了几亩荒地"。

类似于杨氏、曾氏这样，通过向"插占"大户交纳只具象征意义的物品便可换得一定数量的田地的事例，在全川各地比比皆是：

在川北地区广安州，清初所招来的湖广人，"率以布、绢、缴(伞)等物交易，即给田宅为永业，开耕立户"。在仪陇县，原籍广东的丁氏家族，于康熙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迁来四川，经合川而至仪陇县新丰里上柏果，小地名琳琅寨坎下定居。初来该地时，丁家用带来的两匹白布和一根丝织马鞭先后换来了上柏果和下柏果(今仪陇县马鞍乡丁家大院上下两湾和牛马坪一带)两大片土地。

在川中地区的荣昌县，原籍广东的杨氏家族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举家迁入，散居在荣昌县域各地。因为他们来得较晚，许多荒地都被先期人川的湖广人等"插占"为业，已无地可占，只好以少量物品，如白布1匹，麻布若干，或自鹅1只，牛马l匹，衣物少许，换得大片田土，作为己业落地生根。

在川西平原成都附近一带，原籍广东的朱必达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3岁时，即随家人从广东长乐迁来成都府华阳县东门外半节河(今龙泉驿区十陵镇千弓三、四组)、烂泥沟(今龙泉驿区西河镇龙井村)两处立业，后通过"易贸西市、摊摆南巷"起家。朱氏所居房屋，系以红布2匹、鸡公l只从土著居民陈姓手中换得。据传，成都东山地区的鸡公山的得名，便是后来的客家人送给主人一只雄鸡公，主人便将那一座山(丘陵)相赠。洪河柳树湾冯氏入蜀始祖送给主人一份礼品，主人便将柳树湾一片田土和两间草屋相赠。

关于这一时期"易地"、"馈赠"等转让的历史事实，在全国地名普查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印证。地名是客观地理实体的名称，它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自然地理、历史与文化特征的反映。随着时世演变，时过境迁，历史上许多往事不复存在了，但是，它却留下地名供后人寻访。

下表，仅列举部分地名录中所反映的"易地"实例：

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清初历史上出现的这种贱卖土地和"易地"、"馈赠"等土地转让现象呢?

原来，清初鼓励外来移民自由插占的政策，有利于将大量抛荒的田地尽快开垦出来，有利于社会生机的恢复，同时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增加财政收入。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它却是以土地资源配置严重不均作为代价，并等于变相承认了土地指熟为荒、欺瞒隐报漏报的行为。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由于在初期插占政策之下，川省土地多未如实报告，隐漏情况相当普遍。正如宪德在奏折中说：在四川，"归复祖业者，则笼罩一族田土；安插落业者，则广开四至耕管。从未经过勘丈，是以多所隐匿"。"川省隐田较别省不同，别省欺隐不过十之一二，而川省之欺隐则所在皆有；且经隐匿有年，又非他省之初垦隐漏者比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通过丈量土地，政府就无法掌握具体的田亩数量，而民间的欺隐之弊势必难以革除。

清廷为了推进四川勘丈，曾经在全省实行首报隐匿政策，允许百姓自动首报，如果到期不报，或首报仍欺隐，均应受到处分。处分条例规定："凡官绅军民将新垦旧熟等地，隐匿一亩以上至一顷以上者，分别议处责惩，其田人官，所隐钱粮，按数追纳"。在此基础上，雍正六年(1728年)在全川4个道(松茂道属、川东道属、永宁道属、建昌道属)同时开始清查丈量土地。七年(1729年)十一月丈量完毕，并实行按亩载粮，按粮征银的税制改革，亦即"摊丁入亩"的先声。

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那些在早期"插占"大量田亩的人，为了赶在地方官府丈量之前，逃脱欺隐之名，免受笞杖、没收田地、追收钱粮的责惩，不得不把隐匿多占而自己又实在无力耕种的土地想方设法转让出去。加之，在这种新的税制之下，如果再把隐占的土地记在自己名下，按亩缴纳的不只有粮银，还有丁银，二者合称丁条银。此外，其所担负的还有杂七杂八的夫差徭役，这也是他们承受不了的。

总之，随着世事的转移、环境的改变，尽快把手中多余的土地转让出去，便成为这部分占垦大户的明智选择。许多土地所有者为了躲避朝廷的清查和随之而来的税赋，不得不把通过"插占"取得的自己耕种不了的土地尽快转让出去，只要能够脱手，即使白白相送也在所不惜。

例如，南溪县杨氏家族的先祖，"兄弟四人，占插烂坝、熊家湾、木鱼滩、乱石山、虎头山、孟家湾等处"，因"官府用费均派民间，夫差难当，田地无人敢受"。不得已，杨氏只得将"木鱼滩请杜子门看守，虎头山请范姓看守"。后来，因"夫差重叠"，只得"弃去田地一半"，"复将田地弃去"，最后，"仅留烂坝、乱石山两处"。

前文提到，在成都近郊双流县有一个刘氏家族，"自楚之麻城迁蜀"，传至4世刘嘉珍时，始移居双流。刘嘉珍的孙子刘汝钦在一封《示子书》中，载了发生在成都平原上一个家族由"插占"到转让土地的过程和感受。其中写道：刘氏家族移居双流时，正赶上"插占"土地的时候，最初占"田仅百亩"，但因缺乏劳力，"苦难耕"，不得不"以三十余亩付人"。至于"新宅后漕田数百亩"，当时都被视为"弃地"，而未为其祖先所占取。可是，转眼之间，到他40多岁的时候，四周很快都变了：昔日"田广人稀"，而今"民居稠密"。昔日"漕田"、"弃地"，而今"皆成腴田"。正所谓"地气与人事为转移，数十年间，贫富迥异，诚伪顿殊"。本来，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实现价值的等价交换。但当时四川的情况是，交换的一方拿出基本的生产资料来做交易时，从另一方手中换得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从布匹、衣物、雨伞、马鞍、马鞭、旧鼓、腰磨，到牛马、羊鹅、鸽子、豆粒、水果，乃至瓶酒只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关于以上物品、牲畜的实际价格，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不好笼统而论。不过，与地价比较起来，总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例如，其中最贵的是牛马。而在四川，根据档案资料表明，乾隆年问，黄牛一头价4400文，水牯牛一头4800文，瘟牛一头价1110文，"小黄牛"一只价2400文。也就是说，耕牛价格一般在1～4两银之间。而骡马价一匹则在2400～3600文之间。至于布匹绸缎之类的价格，有记载说："红布二匹，每匹价钱四钱"；白布一匹，"得钱三百文"。道光年间，绸20匹，价银66两多；麻布6件，价8000多文，等等。

那么，清初四川土地价格究竟又是多少?难道土地价格真的就这么便宜，以至可以随便用物置换吗?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知道，一般说来，田地买卖的价格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地价的议定，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地区的不同，土质的差异，年成的好坏，粮价的高低，租额的增减，人口的滋生，赋税的征敛，社会的治安，买主、卖主的身份，以及卖主临时急需的紧迫用费等等，都可能对地价波动产生制约作用。不过，根据清史专家对康、雍、乾朝档案中58例地价统计资料表明，在清前期全国各地田价多少不一，每亩价格大致在几百文、几钱银，或一两银(一千文)之间。其．

中，有四川高县一例，发生在雍正十二年，粮地2斗2合，价14两。证明在正常情况下，四川每亩地的价格也是相当不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