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四十五）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四十五）

第四章适应客居环境

过去，在台湾、广东等地流行一首移民《认祖诗》，这首诗也被移民带进了四川。诗的前四句是："骏马登程各出疆，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这首诗抒发了一种豪迈雄壮、四海为家的英雄气概。诗中所描述的迁居当地的人们，如何"任从随地"客居，最终融入当地社会，建立"纲常"，直至把"他乡"变成"故乡"的历史过程，正是迁川的移民适应当地环境的一种生动写照与缩影。

一、择地而居

初人蜀境的移民们，由于各自的情况与处境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进人四川之后，在初居地的选择上，必定有不同的取向。

对于绝大多数移民来说，抵之后，通过投靠先期入川的同乡同宗、亲戚朋友以解决立脚初居的问题，是最现实不过的选择了。许多移民抵川后，之所以首先选择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地方落脚初居，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受迁方式的制约。正如前文所叙及的，清初外省移民向四川进发，大多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并采取分阶段、分批次的迁移方式。先行者往往是后继者的向导，后继者必然以先导者作为投靠和最后依傍的对象。因此，移民人后，凡是与自己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地方，就成为他们投奔的首选目标。其二是受迁入环境的制约。移民抵川之初，在一个人地生疏的环境里，倍感孤独寂寞。血缘、地缘相同的人在一起聚居生活，较易形成一种彼此熟悉认同的文化圈，有利于帮助移民尽快适应异乡的环境，克服创业阶段所面的各种困难，化解他们在异乡的文化隔膜。

移民抵川后，通过亲友关系寻找到落脚点的实例俯拾皆是。例如，据武胜县《段氏族谱》记载，段文魁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偕妻何氏率子孙姑媳16人，以及段文香夫妇，长途跋涉，由湖广永州府祁阳县归阳乡，迁四川定远县(今武胜县)德清里四甲小池口，寄寓同乡先迁蜀之童姓家。次年在小池口附近之团石碾(今武胜县农林乡高石坝)"插占"为业。相继由祁阳来川插业落户的有段文魁之同宗文晋、文智、文柏及胞弟文冠等。

该段氏一行18人于康熙三十六年来川，之所以选择武胜县落脚，是因为在他们之前，已先有迁蜀之童家。他们借助于同乡的童家之力，在武胜县之团石碾插占立业＜随后继又有祁阳老家的同宗多人前来投奔，从而使得这里又成为后来的移民插业落户，依托聚居的理想地方。

同乡同宗关系对于移民人川之初落脚地的确立，发挥着重大的吸引拉动作用。对于绝大多数移民来说，某家族成员之所以往某个方向流动，其背后必然有这样一种拉力在起作用。原籍湖南安化的谌氏家族，在清康雍乾之世，四、六、九甲三部分后裔先后迁蜀，聚居三台县南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佐证。

四甲14世孙谌益吉，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徙潼川府三台县南之室火乡茂隆庙陈家沟金竹湾，谌益智徙潼川府三台县西观音场建林驿。谌益诗，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迁于三台县南，以布二匹、钱四贯、瓶酒、鸡，置田宅于云岩。后迎其父贞艺、母王氏及胞弟益书、益执、益礼，占籍于三台县南之室火乡老岩头。

六甲14世孙谌益珍，于雍正四年(1726年)偕胞弟益理等3人及祖妣王氏，祀男安仕、安才、安忠、安位由楚迁蜀，先居铜梁、大足，后迁三台县南之官庙景福院，佃居营工度日，继迁于县南危月乡菩提寺陈家沟。

九甲12世孙谌可忍，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迁于三台县南之黑风滩。

湖南安化谌氏家族在从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十五年的50多年间，有四、六、九3甲的数十口家族成员由楚迁蜀，之所以选择三台县南路地区聚居，与家族中最先迁川的谌益吉、谌益珍，在当地建立了可观的基业有直接的关系。在这50多年间，由楚迁蜀的家族成员，无论先后批次，也无论取何路线进川，抵以后他们无不把这个创基立业之地作为自己投奔的目标和最后依托。

那么，这批异乡的先行者，为什么又乐于接纳一批又一批后来的同宗同乡，欢迎他们在自己落业之地聚居呢?除了出于地缘、血缘文化的认同感，对同宗同乡的信任感外，另一个现实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即先期入蜀的移民，由于来川．时间较早，一般都占有或租有较多的田地，原本劳力不足，他们中有不少人正急于寻找新的帮手。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将耕种不了的田地分租给别人，还不如将这样的机会交给后来的同宗同乡。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有助于解决眼前的现实困难；同时通过接纳一批同宗同乡在自己身边，无异于增强了自己在当地的一分实力。

湖南移民李学美、广东移民钟宏予被同乡同宗接纳在当地落脚的实例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原籍湖南湘水的李学美，因"遭罹来蜀"。在经过"跋涉艰难，眷属无依"的波折之后，偶于三台(今属三台县)西，在一个名叫雷塘沟的地方，"相遇一人，交相问讯"，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自己的同宗，名叫李光明。这位李光明与之"初见如旧"，"殷勤款留"。通过进一步接触，二人加深了解，"彼此忘形，亲同一体"。继而，李光明"分给土田"。于是，李学美遂在此地定居落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劳稼穑"，李氏家族终于在当地"生齿寝繁"，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姓。

上文提到广东长乐人钟宏予的口述史料《入川履历》记载说，当他们一家人来到简阳县东面一个叫会龙桥的地方，在凤集书院屋左石墩上研房内暂宿一夜。次日，至寨子沟，"登山一望，见上面山高富厚，层峦耸翠，意注在斯，便不欲行"。随后，又来到踏市(今简阳县踏水桥镇)下榨子字库边一个香蜡铺内坐谈，店主款茶相待。正在这时，"上沟突来一人称香蜡，问知同宗，亦来款茶"。经与宗人交谈，"宗人便说佃居肇祖山南方姓业室，我只种得一半，意欲分半招佃。来看者俱是异姓，不便同居。如不弃，随便来看"。及至一看，田土俱好。又看宗人内忠厚老实，可同居。于是，便将行李搬来此地居住。后来，钟氏终于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繁衍为简州一大望族。

清代四川移民数量众多，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依托同宗同乡选择居地是移民抵川后的首要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选择方式。与上述相信同乡、同宗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移民中也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抵川后或许尚处于盲目转徙状态之中，一时对于初居地的选择原本没有固定的打算，因而采取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

例如，内江方碑乡《吴氏族谱》记载说，吴氏先祖吴细人蜀，来至内江西乡铁门坎路旁的一口井边，因为口渴，"以瓢汲饮。瓢沉，日：'木浮而沉，吾其居此乎!"'于是，他便沿溪相宅在天马山芦林沟安家定居。此事虽然发生在明初，但这种以木瓢沉浮这一偶然因素来选择落脚点或定居地的做法，在清初移民过程中也时有发生。

广东兴宁县71(口嘘张公寨人周元光，于乾隆六年(1741年)6月29日率子孙5人启程，从陆路经过贵州步行到荣昌昌明石板田(现荣昌县盘龙镇石田村)，路过杨家河时，觉得口渴，出随身携带的碗到河里舀水喝，一不小心就把碗掉入河中。他们认为这是天意，指示他们应该就在这里落户生根。于是，他们便决定不再继续前行了。

与这种听信天命的做法不同的是，来自湖南的文氏李祖妣，在选择何处安身的问题上，则把信天命与自己在当地的客观感觉结合在一起。

前文提到，文氏李祖妣不辞57岁高龄，带着6个儿子入川，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来到异乡，离愁别绪，寂寞伤感，举目四望，不知到何处安身。"择历许久"，终究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落脚点。不料有一天，来到川北潼川府乐至县一个名叫"李逵坝"的地方，她顿生灵感。碑文记述说："李氏祖妣触悟日：坝名李逵，殆为李氏祖引导其先路也"。在这里，引起她"触悟"的兴奋点和联想点是：这个坝名李逵坝，我也姓李，由此感悟到，李逵既为她的同宗先辈，这是不是"李氏祖"在前面给她引路，让她在此定居下来?于是，她在冥冥之中，初步决定选择李逵坝作为居地。

当然，承认移民在初居地的选择上，有凭客观感受作出判断的一面，并不一定否认在移民中也有人在人川后，在如何选择初居地上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主见。

例如，来自粤东的客家移民钟宏予就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客家人。根据前文所引史料，当初，他在来四川的路上，因为盘费不济，为了继续筹措经费，被迫在湖南浏阳县作暂时停留，在与同路的幺叔一行人分别时，他所说的一席话，就表达了他对入川后选择居地的看法。他说："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但至蜀，或佃或买，务择仁里，莫居闹市。又莫太远，以免他日完粮过税、考试下场，嫌其路远。"

这里的"仁里"，其实就代表了当时移民心中的最理想的人居环境。在钟宏予看来，一个充满仁爱的居住环境，应该符合三条标准：一是"莫居闹市"，二是"又莫太远"，三是有利于"他日完粮过税、考试下场"。这样的择里观，既考虑了远离闹市的喧哗，不受市井风气的影响，有利于集中精力从事耕殖；同时，又从未来长远发展着想，选择的居地又不宜距城镇都市太远，以利日后完粮过税、考试下场，乃至于从事经商贸易都比较方便。这样的择里观，代表了一部分来自粤东的客家人的看法，是相当富有远见的。后来，当钟宏予几年后进入四川，来到简阳县踏水桥境内，偶遇同宗，把他带到寨子沟实地考察，于是，更加坚定了在此地落户立业的决心。这样的选择是否符合先前所主张的三条标准，已经不得而知，也并不那么重要了。

总之，移民们人川之后，为了解决眼前落脚点和初居地的现实问题，都曾经有过以某种方式来选择住地的经历。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某个地方落脚初居，其中自有一定来历，肯定都是有一番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