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四十八）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四十八）

第五章备尝创业艰辛

绝大多数迁川移民出于生存的需要，入川之后来不及进行休整，立即投身到艰苦的劳作之中。他们一般都经历了为人佣工，再到佃种他人田地，直至成为自耕农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可以说，入川定居的移民，几乎家家都有一部艰辛的创业史。而最终能够品尝到发家致富成功欢乐的，也只有少数人而已。

一、佣工谋生

对于渴望在四川获得土地的外省移民来说，由于入川时间迟，错过了通过"插占"报垦和以廉价购买的方式获得土地的黄金时机，最后，不得不接受替人佣工佃种的命运，这是许多移民所意想不到的事情。

本来，在清初四川田地普遍荒芜、人稀土旷的时代，是最容易通过插占报垦，或以低廉的代价获取土地的。这样的黄金时段，大致出现在康熙中后期至雍正初年。但是，随着。各地旷土开垦殆尽，这样的机遇也就越来越少了。例如，在绵竹县，到康熙末期，"荒地都行开垦，一片水田，秧针如绣，实不让于水乡"。安岳县在康熙三十到四十年期间，垦殖高潮渐起之时，"招徕渐多"，元气"犹不过十复其五"；但到了乾隆时期，其地则已经"开垦殆遍，几于野无旷土了"。乐至县在康熙后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田地益辟，烟户渐蕃，遂无插占"，于是，随之便出现了"买卖田房以著"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一些官员的奏疏中得到了证实。如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在奏疏中说："查湖广等省外来之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可辟"。纪山这个奏疏写于陈时安一家迁川前9年，可以视为那一时期外省移民人川前，四川整个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到了乾隆初年，插占报垦的阶段早已成为历史了，川省土地已经到了"无荒可辟"的局面。

"无荒可辟"的局面只是终结了以往通过插占报垦，或以低廉的代价获取土地的历史，但是，却为更多移民入川从事"佣工佃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如贵州官员在奏折中说："风闻川省地土广衍，年岁丰熟，虽无荒地可垦，当可佣工佃种，易于觅食，以故人川民人络绎不绝"。加之，许多移民以亲戚在川，有亲可傍为由，大量涌进四川，可以通过佣工佃耕的方式谋生。正如广东官员所说："省果无可耕之地与可依之人，何至数千里外挈家荡产而轻去其乡?况粤民之入，实为倚托亲族耕种谋生而往。"

在这种背景之下，外省移民如果条件允许，有能力筹到资金者，还可以从一些较早入川并取得土地的人们手中购买土地，从而成为自耕农。例如，有一个名叫涂宏亮的湖广人，在迁之前，听别人说四川的荒地很多，"占垦者至，则各就所欲"；占地后，只要把地牒呈报官府，官府不问地方有多大，就发给土地执照。在这种传闻的鼓动下，他于乾隆二年(1737年)携16岁的儿子离开湖广，来到云阳县创业。谁知到了那里才发现，"占垦之例久废"。也就是说，清朝政府早就取消了插占报垦的优惠政策。面对严酷的现实，他只得自己筹集资金购买土地。但由于经费不够，便与卖方约定，等他从湖广措资回来偿还。于是，他又"挈其子归蒲圻"。

然而，对于相当一部分移民说来，他们离井背乡，来到四，早已卖掉了原乡的田产房屋，义无反顾，做好了在蜀中落业的准备。他们所带资金有限，不足以买地置业，因此，只好佃种他人土地，加入到佃耕大军行列之中。例如，广东长乐人张文瑞，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携家室动身上川，原本准备有充裕的旅资，但由于对途中的困难估计．不足，以至在贵州境内，途遇风雪，被迫多住40天，结果，抵达目的地新都时，"带来银仅三十四(两)"，显然已无法在当地置业，于是只得面对现实，为人佃耕，"与三伯父在马家场当田一分耕种"。

除以上两部分人之外，移民中还有一部分赤贫者，由于人时盘费不足，人后两手空空，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为人佣工。例如，广东永安县移民江海清三兄弟，追随迁浪潮，"因无资斧，路上停留多，前进缓，至蜀时，已无无主之田土，而归不得"。这里说的是，江氏兄弟因为没有盘费，路上停留的时间较久，等他们赶到四川时，已错过了"插占无主之田土"的机会，欲返回原籍又没有条件，因此，不得不为人"佣工"过活。

这种依靠"佣工"度日的现象，在乾隆年问入蜀的迁川移民中比较普遍。例如，成都龙泉十陵卢氏人川始祖卢仁彦，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吉日携二、三、四3个儿子，从粤东出发，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在四月中抵达华阳北门外隆兴场，依族人卢朝华而居。由于他生怕"偷安旦夕，无以供朝夕"，于是，"伫足三日，即命次子佣工于乡邻，三子牧牛于族党"。这里说的是，卢仁彦抵达川西驻地才三天，就开始投入劳作之中。由于没有土地可以耕种，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命子"佣工于乡邻"，命三儿子去给本族同宗当放牛娃。

原籍广东兴宁的14岁客家少年刘秀标，抵达重庆江津县油溪镇，当晚在一户人家的吊脚楼下露宿一夜，第二天天刚亮，他就找到一份替人放牛的工作。所幸这家女主人富有同情心，怜其贫苦，把他当作自己儿子一样照顾，到了晚上，还叫,把破衣服脱下来替他缝补。由于衣服长期没有洗过，又脏又破，已经长满虱子，该女主人甚至还将其衣拿去"蒸湔"。

刘秀标的胞兄刘秀桂，早其弟几年入川，当时他也只有14岁。抵达川省后，首先在重庆府永川县"习石工艺"，即替石匠当小工，结果不小心，被石头砸伤了脚，"成脓疮"。刘秀标好不容易找到哥哥，并经过多方医治，才把,的脚伤医治好，结果"疾愈钱罄"。两兄弟没有办法，求人借贷，"人不允"，不得已，只得靠乞讨度日，"迫为乞人"。像刘氏兄弟这样初人蜀境即沦为乞丐的悲惨遭遇，是当时部分赤贫移民艰辛生活的一个缩影。

根据川西平原的调查，截至解放前，地主富农佣工或雇工分为四种形式：

一是长工。常年在地主富农家干农活，雇主除供给食宿外，每年给长工1～3石谷米，有的发3件衣服或给土布1疋作为工资。长工伙食与主人分开吃，平常一般吃素，一月之中有两次吃荤，俗称"打牙祭"，习惯定在初二、十六日，故四川话中有"初二、十六打牙祭"的谚语。成都邛崃有一首民谣唱道："一张桌子四角方，唯有长年不好当。主人桌子摆酒肉，长年桌上摆面汤"。

二是季工。指在大小春、农忙季节给雇主干活的短工。大春一般在春分上工，端午下工。每季干2～3个月，工资按劳动月数计算。一般除食宿外，视劳动强弱可得到4～6斗米。

三是月工。指在农事最忙的季节，给雇主劳动1个月以上的短工。一般为栽秧打谷时雇工，工资按月计算，除食宿外，每月工资可得1～2斗米。

四是日工。又称零工，为农忙时临时雇用。雇主除管伙食外，工资分大工、小工(栽秧打谷为大工，薅秧、扯草为小工)，大工日工资1．5～2升米，小工0．5～1升米。每年农忙季节，各地打工农民三五成群，聚于城镇，廉价出卖劳、动力，俗称"人市"。有一首卖工歌唱道："新打锄儿角角尖，栳起卖工打天天。顿顿吃的玉米饭，面朝黄土背朝天"，即反映了雇工的艰辛。

以上虽然是截至近代的雇工种类及其生活情况，这其实也是清初以来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和缩影。清省移民在生计无着、替人佣工期间，付出的是汗水与辛勤，而所获的报酬却十分低廉，很难维持温饱。

据三台《谌氏族谱》记载，原籍湖南安化移民谌安仕，于雍正四年(1726年)15岁时由楚来川。抵川后，借住在三台南路官庙景福院中，后经人介绍，去景福院鲜家嘴谌益内弟陈惟明家做佣人，并"预领工资铜钱十二串"。由于谌安仕与谌益礼同为"先祖四九公之后裔"，有同宗之谊，谌益礼还是他的族叔，可能因为这层关系，谌安仕在族叔内弟家做佣人，还能事先预领铜钱12串作为工资。

而刘秀标就没有这么幸运。据记载，刘秀标为人牧牛，不仅没有预领工资，并且明确说"初年无资"。所谓"初年无资"，就是开初第一年，不领工资，只给饭吃。后来，到了第二年，"始给工资一千五百文，三年亦仅给二千五百文"。

以下是有关档案资料中所提供的清代四川雇工、童工工资情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清代乾隆年间一般雇工日工资在70文，年工资在1500文至2000文左右，到了嘉、道时期，雇工年工资一般在6000至7000文左右，嘉、道时期工人工资高出清初一至二倍。从而反映出清初四川地主利用外省移民初来，衣食无着的困境，极力压低雇工工资和残酷剥削童工的情形。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一些族谱上，见到了许多移民初入蜀境替人佣工期间，由于工资低微，而不得不在贫困生活中挣扎的真实记录。

例如，有一个名叫万安静的广东人，在原乡苦作山佣者20年，仍不能发迹，遂决定辞粤迁蜀。乾隆六年(1741年)，万安静偕妻携子，一行三人，由粤东嘉应州长乐县迁蜀。"征途落寞，行李萧条，跋涉五千里"。及至蜀，他们最先来到成都凤凰山，没有房子住，便"编茅而处"。当时，全家"钱不满千，米不盈斗"。全靠万安静"负贩谋生"。"越二年，贫不可支"。后迁于简阳县凉风顶、肖家沟，佃富者田土而耕。于是，"竭力躬耕，不分旦夕，虽聊堪度日"，但是，随着"诸父辈弟兄七八人相继出世"，"食指日繁，依然四壁萧然"。居16年，迁于百工堰。又过2年，迁于山泉铺。以三两六钱银，佃李姓之业居焉。尽管如此，仍不能使全家求得温饱。于是，不得不继续替人佣工。由于"时工资甚薄"，所以，"所获无多。家人恒不得一温饱"。乃至小孩长到10多岁，还从来"未见袜袄者"。

该《万氏族谱》还提到：全家人"长者为佣，少者为牧"。年过七旬的万安静，"因刈草伺牛坠于崖，几至绝命，半载力愈，仍欲躬耕"。他的儿子万桂章，"幼遭贫困，七八岁即为人守葱蒜，牧牛羊。长又苦作山佣，傍人门户者十余年。个中汗力之劳，辛霜之苦不能枚举。后为人刈麦，常于昏夜中不断镰声。裸体批汗巾，虽汗流巾透湿，不鸡鸣不遑息也"。到了壮年，开始烤酒，"督理烧房，日居烟火窟中，虽熏得双眸欲裂，亦不辞其责。曲蘖之余，不忍一息。闲或披蓑戴笠，躬耕于三春之中。或负笼担囊，送酒与百里之外......披荆斩棘，风雨中亦不倦也!"他的妻子刁氏，"随公几庭播迁，一家十余口，赖孺人独操中馈。炊爨之余，佐公耕稼。日则流汗相随，夜则挑灯纺绩，无一夕得安闲，勤劳备至。"

出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的谌孝海，是由湖南迁川谌氏宗族一支成员、六甲后裔谌安仕的次子，他在为其父谌安仕撰写的传记中也写道："当斯时也，家无斗宵，饕餮莫给。宁甘袖手而待毙者乎?只得营工度日，赡顾一家，以免悬罄之悲!"谌孝海还在为其父谌安仕撰写的一通墓碑序文中，详载了这段佣工度日的艰苦过程：

(谌安仕)自雍正丙午由楚入蜀，偕祖父母及诸叔父，并携胞叔辈，始迁铜梁、遂邑诸郡，继迁三台。徙居无常，营谋匪定，所食者力耳，所衣者力耳。维时家无寸积，业无寸土。披星戴月，几亡昼夜晨昏。犁雨锄云，何知雨雪风霜。只想携眷来，或可大振家声，无知命运多舛，谨能谋衣谋食。

谌孝海作为移民的后裔，在回顾先辈创业历程时，明确提到，其父辈原本"只想携眷来川，或可大振家声"，结果错过获取土地的最佳时机，抵川初期，"家无寸积，业无寸土"，窘困万状，"命运多"，"所食者力耳，所衣者力耳"!在营工度日期间，披星戴月，胼手胝足，结果"谨能谋衣谋食"而已，与万静仁的情况相类："所获无多，家人恒不得一温饱"。

原籍广东兴宁县的刘子进，在迁川途中，妻子徐氏因患麻疹身亡，年仅22岁，留下一子一女。因苦无盘费，止于荣昌之烧酒坊场背，帮人做长工。刘子进经常带着尚需哺乳的儿子在田间劳动，因为无乳可喂，只好向过路的少妇哀求，为小儿讨一口奶吃。《刘氏族谱·从广东进四川梗概》记述说：(刘子进)"见有少妇人带在伊过者，便问：嫂嫂有乳否?此子六月无母，有乳舍点我儿吃吧!屡屡如此。"后来此子渐渐长大成人，是为刘有章。刘有章成家后，辛苦度日。"只得编箩易粟"，夫则佣工，妻则绩纺。刘有章夫妇共生有五子四女，因为无法养活，命运十分悲惨：三妹8岁而嫁黄姓为室，四妹三朝抱与廖姓，五妹3岁而嫁谢姓为室，六弟、七弟8、9岁与人牧牛度日，八弟、九弟尚小，"饿死数次"。刘子进83岁时，得病月余而死。"当是时，家无粒米，家贫如洗"。只得"草草安葬"，连丧葬用的"衣食棺木"都是邻里亲戚捐献凑钱代办的。入川后依靠佣工谋生的刘子进及其家人的悲惨遭遇，便是那个时期众多移民生活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