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五十一）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五十一）

尾声：移民社会

声势浩大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从移民离开原乡算起，到入川创业定居、生息繁衍为止，前后经历了上百年的艰苦历程。作为大移民运动本身算是告一段落了，但是，更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则刚刚拉开序幕。于是，来自南方各省的移民们随即置身于移民社会与土著社会的碰撞、融合趋势之中。

一、五方杂处

"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填充了明末以来"荒如大漠"的人口，从根本上解决了"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的问题。随着移民人口的大量涌人，四川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移民社会时代。

那么，四川移民社会究竟有何特征呢?

首先，来自各省的移民与土著居民一道，"五方杂处"，充斥于各个角落，是清初四川移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五方"源出于古老的《易经》。古代的人们认为："天生五行，充满宇宙间，无在无不在。布象于天，则为五星；分位于地，则为五方。"古人习惯于把"五"作为天地之间数字的比值，所谓"天地之数，以五为率"。所以，有所谓"五帝、五方、五品、五常、五行、五音、五味、五色"，皆以"五"来命名。正因为"五方"代表了地上的万物，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所谓"五方之土"、"五方之地"、"五方之区"、"五方之民"、"五方之国"、"五方之主"、"五方之物"、"五方之言"、"五方之音"、"五方之位"、"五方之风气"等等的说法，无非都是由"五方"衍生出来的。至于"五方杂处"，则是从地上物象千变万化的差异性来说的。由于"五方之民"形形色色，因此，必然就出现"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的情况，随之而来的便是："五方杂处，风俗不一"。

清代移民大潮席卷巴蜀大地，使大量外省移民迁人全川各个角落，各地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五方杂处"的情况。这在许多官方文献和地方志上，都有明确的记载。例如：在川西，"成都地方，五方杂处"。在南，江安县"自明季兵燹以后，土著近十一二，余皆五方杂处"。在中，三台县"治旧称士知礼义，人文蔚起。自兵燹后，流离播迁，隶版籍者为秦为楚，为闽为粤，为江左右。五方杂处，习尚'不同"。在川东、川北，"照得东、川北一带地方，本系五方杂处，居民良莠不齐。"

称四川为"五方杂处"之区，多见于各级官府为维护统治秩序而发布的一些告示、札文之中。如川督常明嘉庆十六年奏折称："查川省五方杂处，每多无业游民，结伙成群"。重庆府道光十一年札文称："川省五方杂处，水际皆通，匪类最易潜藏"。巴县嘉庆十八年发布的团首牌甲条例称："深知川省地方五方杂处，匪类最易溷迹"。

就一般意义而言，见诸文献记载的"五方杂处"，则主要是针对当地人口稠集、户口繁众、居民成分不一、风俗有别而言，也就是说，主要指的是风俗多样，并不见得凡说"五方杂处"就是指的移民社会。

不过，在清初四川这样一个土著人口稀少，大量外省移民迁入定居的特殊环境中，之所以能在全川范围内普遍出现"五方杂处"的状况，这却是由跨省际的大移民运动所造成的。因此，"五方杂处"既是大移民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是移民社会的表征。

其次，移民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了本地的土著人口，是清初四川移民社会最根本的标志。

关于清初四川移民人口数量及与土著人口的比例问题，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目前学界在对清代人口统计数据的估计上，之所以迟迟拿不出一个统一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并且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清代官方没有现成的、完备的四川人口资料，而现有的历史文献所提供的四川人口数据又矛盾百出，使得许多数据至今仍不可理解，因此，站在各自论点的立场上，又可以对这些数据作出不同的解释。

四川地方文献上不乏有关四川人口资料的记述，不过，由于普遍缺乏量化指标，大多仅以模糊、概略的文字方式来加以表达，因此，很难据此就把移民人口与土著人口的数量计算出来。具体表现为以下3种情形：

(1)只记述境内的土著之少与迁入移民之多，不记土著与移民之间的数量及比例。例如，达县"自兵燹以后，土著绝少，而占籍于此者，率多陕西、湖广、江西之客"。酉阳州，"境内居民土著稀少，率皆黔、楚及江右人，流寓兹土垦荒"。雅安县，"雅地自献逆蹂躏之后，土著者少。四方侨寓，大率秦、楚、吴、粤、滇之人居多"。

(2)只记境内移民的原籍有多少种，不记各种移民的数量及比例。例如，安岳县，"四方侨寓，复多秦、粤、吴、楚之人"。乐至县，"明季板荡，鞠为榛墟......豫章、楚、粤、黔、闽迁徙侨流，悉占数其中"。仪陇县， "邑中湖南、北人最多，江西、广东次之，率皆康熙、雍正间入籍"。

(3)只记境内土著与移民成分的大约比例，不记具体数量。例如，江安县，"自明季兵燹以后，土著仅十一二"。泸县、合江"自外省移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盐亭县，"客户与土著，几共半矣"。金堂县"楚省籍约占百分之三十七，粤省籍约占百分之二十八，闽省籍约占百分之一十五，其余各省籍约占百分之二十"。广安县，"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浙闽籍一，齐鲁晋汴籍一，粤籍一，蜀人迁籍一。"苍溪县，"大约土著十之三四，粤、闽、黔十之一二，本籍十之四五"。巴州，"大约楚、赣来者十之六七，闽、粤来者十之二三"，"土著仅十之一二"。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道难题永远无法求解。在现有条件下，要想推算出清初移民人口的数据，首先必须有一个相对准确的人口基数，这是分析移民数量的前提。近年来，有的学者主张用比较可靠的某个时期的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向前推算，例如采用乾隆时期的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推算出清代前期若干年份的人口数量。同样道理，要想求得清代四川的人口数据，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四川人口准确数据的年代，然后以这个年代的人口数据作为基数，再选定一个合适的人口增长率作为依据，逐次往上倒推，最后便可以间接推算出清初四川各个时代的人口数据。

但是，在究竟确定什么年代的四川人口数据最接近真实的问题上，学界却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有主张以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据为依据者，有认为宣统二年(1910年)内务部的调查数据最为准确者，也有认定1937年四川保甲调查基础上的人口统计为可信者。由于选定作为推论标准的基数各不相同，因而据此所推算出来的四人口数据和移民迁入数据必然大相径庭。

在充分吸纳各派学说主张的基础上，曹树基并结合他对同一时代其他区域人口资料的总体掌握情况，在《中国移民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应该以1953年的人口普查统计作为依据。他认为："1953年的人口普查是四历史上第一次科学的人口普查，为我们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四川人口的变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相信1953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认为"与1953年的数字比较后，可以发现民国年间四川的人口数据都是不可靠的"。他主张"采用1953年的人口数，选用较为合适的人口增长率"，就可以重建起清代末期乃至清代前期的四川人口数据。

根据曹树基的这一设想和具体推算，他以1953年的人口数据为基数，倒推出来了康熙二十年至宣统二年的四川人口变动状况。

曹树基对于清代四川移民数量的推算结果作了这样的解释：康熙二十年至六十一年，四川人口数量从50万增加至232万，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8％这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机械迁入相互作用的产物。从康熙末年至乾隆四十一年，假定四川已有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0％o，期末人口数据约为663万人，其中383万为土著繁衍的后裔、280万为康熙末年以前迁入移民及其后裔。是年四川实际人口数约为1000万，那么，除去663万于康熙末年之前即已迁入的移民及其后裔与土著，其余337万即为新增移民人口，年均增加移民人口约为6．2万。于是，乾隆四十一年，土著占总人口的38％，移民占总人口的62％，移民及其后裔数约为617万。这样，至乾隆中期，移民人口几占四川全部人口的60％，到这时，四川便形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社这里，再让我们来看一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结束时的匹人口状况。为什么把乾隆四十一年作为"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结束的时间标志?根据曹树基的解释说："这是因为，至乾隆后期，移民大潮已经基本停歇；从技术上说，乾隆后期的人口统计对象已基本从'人丁，转为'人口'；而一个相对准确的人口基数是我们分析移民数量的基本前提。"

具体说来，可以这样来认识：其一是，因为乾隆四十一年是康熙二十年以来四川人口高速增加的顶点，其后四川人口开始渐次下降。其二是，从乾隆四十一年到嘉庆十七年的36年中，移民人口的迁入已经不多，移民大潮已经基本停歇。其三是，从人口统计的技术层面上讲，乾隆四十一年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一般说来，同一时期其他省份进行的人口调查仅仅是"丁"的调查，即纳税人口的调查，甚至是纳税单位的整理，与人口无涉。而四川则有所不同，表现在以前不仅有户的数据，而且有丁的数据。由于存在着大量移民户，所以经常出现户多于丁的情形。但是，进入乾隆后期以后，由于移民人口的迁入已经不多，因此，人口统计对象便可以实现从"人丁"到"人口"的转变。这样，实际上就宣告移民运动就此结束了。

接着，曹树基根据嘉庆十七年的人口基数，乾隆四十一年分区人口数，并据各区移民与土著的比例，进一步推算出这一年各区人口的具体数据：

最后，曹树基依据现有的相关样本资料，对乾隆四十一年四川分区移民人口的原籍状况作了统计，详见下表：

对于这份原籍人口统计表，曹树基也感到不满意。他指出："由于样本资料太少，所以各区的移民原籍分布存在一些误差，如川东地区缺少来自陕西和贵州的移民，这与事实显然是不符合的。如果川东区的样本能够再多一些，就可能弥补这一缺憾。"在缺少更多样本资料的情况下，曹树基依据所掌握的现成资料，能够作出以上移民分区人口和原籍统计表，应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至于曹树基以上的推算结果是否完全准确、科学，有待进一步检验，当然还有继续补充、修改、完善的必要。但是，有这样一个量化的指标体系与没有这样一个量化的指标体系是大不一样的。由于有了这样一个量化的指标体系，就能使我们对于清代前期四川人口的增长趋势与移民人口迁人状况，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认识。在目前尚无更为全面、更为可靠的统计数据之前，我们只好以他的结论来作为认识四川移民社会的出发点。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会有更多的样本资料问世，到那时，新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弥补他的这一缺憾。

简恩承

研究移民历史，是一门学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