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贵人——简祝云

简斌全

难忘的贵人

人在发展、成长的道路上，都会遇到许多好心人的关心和帮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贵人相助”。我也一样，也得到无数贵人的相助。其中最让我难忘，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有三位贵人。

一

1969年4月1日，我从43军军直警卫连公务班调警卫班，给军首长当警卫员。任职前我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给军首长当警卫员，背手枪，坐小车，陪着首长多风光，首长满意，前途无忧。害怕的是：当兵才一年，又是农村孩子，见到这么大的官都害怕；在家时，自己生活料理还需要母亲。现在要料理首长的生活，害怕首长不满意。事情出乎我的预料，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大贵人。

4月1日，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来到广西柳州市革命委员会报到。首长姓赵名讳玉轩，河北省遵化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现在柳州市支左（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到地方支持左派，实为军管），任柳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当天首长下基层直到晚上才回来，即到办公室办公。我随即去给首长送开水。见到首长，先敬了个礼，然后自我介绍：“首长，我根据组织安排，到您身边工作，今后工作中的错误，请多多批评”。由于紧张，自报姓名都忘了。首长很亲切地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我立刻回答：“简祝云。”由于我湖南口音重，未听懂。首长边递笔于我边说：“你写给我看”。我不自然地拿起笔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刚落笔，他连连说：“你字写得不错，写得不错。”后听老兵说，领导很懂笔迹学，他通过看字观人、知人，你写字结构布局合理又灵活，他认为你做事会合理安排，人机灵。看字还可知晓一个人做事是否有恒心，善始善终。接着问我父母干什么，我告诉首长：父亲当大队（现在的村）书记。首长马上和我开起了玩笑：“哦！你还是干部子弟”。我也苦涩地笑了起来。接着首长语重心长地说：“小简，你是农村孩子，父母亲把你送到部队，我知道他们的心愿，我对你们（指我和前任警卫员）的工作没有什么要求，但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上不能出任何问题，你千万别像小林（前任警卫员，广西人，因与当地女学生谈恋爱被撤换）那样。”我听后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我会严格要求自己。”

首长与我一席谈话，我思想压力小了，精神压力缓解了，我庆幸自己遇到大好人，大贵人。在后来与首长相处的一年时间里，许多事情都证明了我的推断，首长也践行了对我——一个小兵的承诺。

和首长相处一年中，我有两次严重失职。一次是69年8月一天晚上，首长开完会，提出开车到市内转一转，看看社会治安状况。由于仓促，我未带手枪。途中，首长从背后（我坐副驾位）摸了一下我右侧腰部，发现我未带手枪，立即问我：“你为什么不带枪？”我说“走得太急了”。他说“你叫我们等你一下嘛。你不带枪，怎么保卫我。”我只好认错：“首长，对不起，我错了，下次再不会发生这种事！”。

1969年冬，部队从柳州移防到洛阳，我陪首长到渑池县检查部队训练。一天晚上，检验部队夜间野外训练内容。天冷风沙大，又禁用照明，参训人员又多。在跟随首长时，竟和首长失去联系。回到团部时，首长已到家了。首长见状，竟未责怪我，可能认为情有可原吧。

这两项失误，完全可以撤换我，但首长一次又一次谅解了我。相反，首长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首长长子与我同龄，同年入伍，在广州军区防化团服役。1969年5月一天，我正好在首长家，首长夫人齐阿姨说：“老大想家，你让他回家一趟吧？”首长硬不同意，并对阿姨说：“他想家，你问小简想不想家。你儿子想家就随时随地回家，平民百姓的儿子想家怎么办！？”硬是不同意儿子回家探望父母。

1970年1月的一天，首长突然问我：“小简，你跟我快一年了吗？”我说：“十个月了”。首长问：“你想回湖南工作还是在部队工作？如果想回湖南工作，你就一直跟我到你复员那一天，你想到长沙、湘潭、株洲还是邵阳或湖南任何地方，我给你安排好工作。如果在部队干，你就马上下连队当班长，不当班长我是不会让你越级当排长的。给你一个月时间考虑”。一个月后，首长竟主动问：“考虑清楚没有”？我说：“还是在部队干好一些”。就这样，我于4月份离开首长，先当了二个月的副班长，再回警卫班当了不到两个月的班长。在首长的安排下，70年8月我被任命为43军政治部保密员，成为一名军官。离开首长后，他仍关注、关心着我。

二

我遇到的第二位贵人为43军128师383团政委任海经。任政委河南省南阳邓县（今邓州市）人。

1972年1月底，我调往383团任职。刚去的几天，我住团招待所。一天晚上十点，我睡觉后有人敲门，开门见一位首长，问我是不是从军部来的，我说“是”。然后他走到床边一椅子上坐下。我立即着衣穿裤。他硬是不让我穿长裤，要我坐在被窝里，披上衣服即可。我拗不过，只好不礼貌对他了。他随即问我：“你为什么想到383团”？我说“383团是一个战功卓著的部队，解放海南岛，383团1营最先登岛”。他马上说：“看样子你想下渡海先锋营咯，我们想让你到团特务连。”我说：“到哪里都一样。”后来，团党委还是安排我到渡海先锋营机枪连任副指导员。事后得知，任政委当天晚上随部队野营拉练刚回来，即风尘仆仆来招待所看我，知道后我难表感激之情。

1979年下半年，任政委转业至河南省二轻厅任服装公司经理，而我于1978年5月调总参郑州高射炮兵学院工作，两人又有幸相处。1982年，我爱人及孩子户口迁至郑州。爱人没有工作，家中负担极重，生活极度清苦。任政委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通过郑州市服装公司，将我爱人正式安排到市26服装厂工作，既解了在经济上我一家燃眉之急，又使我爱人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可见，我和爱人直接受到任政委的巨大恩惠。1992年末，我转业到湖南省民政厅工作，任政委还来信过问、关心我的工作和家庭。

三

我遇到的第三位贵人是长沙炮兵学院崔景芳副政委。崔政委原是郑州高炮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下半年调长沙炮兵学院。因此，1980年1月，我从南京政治学院毕业后，在郑州高炮学院和崔政委有过一般性接触，即见面打个招呼而已。由于我是湖南人，一直想调长沙，崔政委调长沙后，这一愿望更强烈。从1983年起，我就找到崔政委，请他帮忙。他明确告诉我：“只要郑州高炮学院放你，这边保证接收”。经两年多努力，郑州高炮学院终于同意放行，我于1985年8月调至长沙炮兵学院。我虽调成，但爱人工作遇到极大困难，长沙市政府主要领导（我第一位大贵人的内兄）原答应帮我爱人解决单位，后因去职调离，致我爱人单位无法落实。在我束手无策之时，长沙市某局办公室副主任要我找关系把他女婿从陕西宝鸡某工程兵部队调至长沙炮兵学院，他承诺帮我爱人落实单位。为此，我无可奈何向崔政委求援。崔政委理解军队干部的难处，深表对我艰难处境的同情，并答应尽力而为。半年后，经总参炮兵部批准，宝鸡工程兵这名干部调令下发至长沙炮兵学院。由于长沙某局办公室副主任对我爱人单位落实，一直采取拖延手段，我担心其耍滑头，特请求崔政委把关，要求学校在他们未落实好我爱人单位之前，不要将调令发给他。崔政委满口答应。事实证明，对方以欺骗手段以图其女婿调动，其调令理所当然被扣压。期间，其女婿多次到长沙炮兵学院吵闹，威胁要上告至总政和总参，告长沙炮兵学院利用干部调动搞非法交易。崔政委训斥其女婿：“凭你爱到处告黑状这一点，就可以不要你，你告到哪里都不怕！”这名干部的调令最终被取消。

此事发生后，我一是内疚，感到给崔政委和学校增添了麻烦。二是感激，崔政委为了我的事，冒如此风险，竟如此操心费神。

半年后，学院家属工厂需进一批人，学院另一领导趁崔政委出差之机，开会决定了进厂家属名单。我军龄比有些干部的长，我爱人未能进厂，而军龄短的则进了厂。崔政委回校得知后，即找院主要领导询问此事，当事领导自知理亏，只好表态，下次如要进人，第一个就让我爱人入厂。两个月后，我爱人如愿进厂。在崔政委的关怀下，我终于在长沙有个安稳的家。

二十多年，星移斗转，时势难料，官场上权钱交易盛行，我的心情愈加不安。因为在我人生及我家庭的关键时刻、最困难时期，三位贵人给了我巨大关怀和帮助，只因我家庭贫穷，竟未得到我的任何表示和心意。我今天写这篇文章，希望刊登在《简氏通讯》上，一来表示对三位贵人的感谢；二是也想彰显简氏族人知恩图报的美德。

2014年4月21日于长沙

原载《简氏通讯》杂志2014年第三期

简竞璞

知恩感恩是美德!

简国志

难得的好首长，难得的好干部。换了现在，只要办事都要花钱的。不花钱不办事，花多少钱，办多少事。呵呵，时过境迁，时代不一样了。
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办任何事都得用个人关系，通过正常渠道是办不成的。
恩人也好，仇人也罢，都是人治条件下的畸形表现。只有建立真正平等的法治社会，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给每一个想上进的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与他人竞争，这个社会才会健康有序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