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良开先生自传《成就梦想》--连载（6）第 一 部 不忘初心 铭记乡愁（第三章）

简恩承

               

第三章 　迷雾袅绕   风雨洗礼

第一节  顺应潮流

    关心时事政治、听广播、看报纸自然是我们青年学生的必修课。课余时间和星期日，几乎都沉浸在阅览室，看报纸、阅读《世界知识》杂志及各种书籍。阅览室里贴着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我用笔记本把《二十三条》全文抄录下来，并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画上红线。当时全国都在搞“四清”运动，我对“走资派”之说并不理解，但从“四清”运动的趋势，有所预感，似乎“大气候”在变。我把当时那种状况称为“双管齐下”激发的茫然初潮。即：一是政治因素，《二十三条》出台；二是舆论因素，从意识形态领域引发“文革”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日—18日，全国各大报纸相继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这篇文章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讯号。就此文艺界、学术界掀起批判《海瑞罢官》的高潮。12月21日至23日，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杭州相继与陈伯达、康生、彭真等人谈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等人的文章，表明他已下决心，要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因而姚文元的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起点。“文化大革命”之火，以此为引线，燃烧起来，紧接着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震动世界的政治爆炸。

    1966年4月16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新成立；同日，《北京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公开提出揭露和批判文艺黑线的“文化大革命”口号，从舆论上打开突破口。这些文章我们都看了，但忙于高中毕业考试，虽知“文化大革命”所指，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加之学生与文艺界是两码事，也不是我们的议论范围。

    5月初，我们毕业考试结束，进入高考准备阶段。

    5月4日—8日，《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社论和重点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通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5月25日下午二时左右，北京大学贴出了署名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星尘、赵大中的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风浪席卷全国，高考消息没有动静。我们已经高中毕业，正满怀信心，全力以赴迎接高考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暴狂卷而来，学校首当其难。我们这些热血涌流的青年学生茫然不知所措，开始转向，盲目卷入“文化大革命”洪流。

第二节轻率盲从

    1966年6月1日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同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全国兴起！”

    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6月3日，北京大学派进工作组。

    6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解放军报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6月13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原文广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今年高等学校招生推迟半年（这一延期就是几年，我们就称为被“贻误的一代”）。

    当时我们主要是听广播，报纸要几天之后才能看得到。我们听了广播就议论开了，我们弄不懂什么是“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什么是“社会主义文艺红线”，但有一点比较明白，即《社论》所指出的“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出来的贫下中农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是大方向，没有错，本能反应。我们要在这种情势下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是学生会主席应当挺身而出，率领同学们投入这场大革命。于是，我与和建国、赵德恩、何为智、汤和邦几个同班同学商量并行动起来。就在6月13日晚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永胜一中的教育向何处去？》这张由我们五个学生署名的大字报就贴在开水房门前的墙上。文章就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两为”方针的贯彻落实的一些问题发表议论，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师的教学方法，改善对学生的教育态度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明确指出，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阵地，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路线；贫下中农子女在学校中占绝大多数，其中个别学生由于家庭困难，思想负担重，难免在学习上受影响，学校老师要正确对待，关心爱护他们；有的学生由于某种原因对某些课程一下子难予理解，老师要有耐心教，态度不能生硬粗暴，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学习积极性。不过，大字报中讲了一个刻薄事实：有个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让一位女同学去黑板上解题，这个女同学解不出来，老师骂她“笨得屙牛屎”。大字报中把话说的很尖刻：这个老师诬蔑贫下中农子女笨得屙牛屎，是看不起贫下中农子女，是不能容忍的，号召全校师生对这个老师共讨之、共诛之。

    这张大字报刚一贴出就轰动了全校，嚷得沸沸扬扬。既是永胜一中的第一张大字报，也是永胜县乃至丽江地区的第一张大字报。永胜一中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拉开帷幕。

    6月14日，县里派出文教局副局长为副组长卢明孝、刘作武、文景伦、陈国斌等为观察员到永胜一中“观察”，了解掌握动向。同时对二中、三中也相继派出“观察员”进驻学校。

此后，永胜一中的大字报多起来，有的老师也投入写大字报的行列。教师中出现了写赵钟隆老师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文章。

第三节集中运动

    七月上旬，永胜县委、政府按地委指示，对学校派工作组，实行“停课闹革命”。将中学分为两部分，即高一、高二年级选派20%的学生代表，高三年级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7月9日到财贸干校报到，集中搞“文化大革命”；高一、二年级80%和初中部学生留校闹革命，边学习边揭发，材料用小字报寄丽江。全县三所中学师生，到丽江财贸干校集中搞运动的共有教师85人，职员11人，工人7人，学生170人。

    我带领赵德恩、子金凯、季正和、张嘉良四个年纪个子都较大的学生打前站，负责联系吃住，这条茶马古道路程分三天完成。7月7日从永胜出发，这第一天经三川坝中洲、三中至清河，住清河小学；第二天经七星岗、大安，至梓里，住梓里小学；第三天（9 日），清晨从梓里出发，过梓里桥（又称金龙桥）铁链桥，爬笔陡的最艰难的十二栏杆坡，经碓脑壳梁子，下到箐门口，进入丽江。清晨一直下着大雨，我们几个打前站的同学在鸡叫头遍就出发，一直冒着大雨，爬悬崖陡壁十二栏杆坡，登上山顶碓脑壳梁子时天才大明。原计划是要在这里找村民帮忙烧水、做饭，给后续同学歇脚，喝水、吃点心后再走的，只因浓雾笼罩，不见有人家，我们自己不觉得渴，不饿，也不觉得怎么累，于是就不歇脚，直接向前去了，结果给后面的老师和同学们留下失望和报怨，这是盲目以自我感觉良好，不经意留下的憾事，却是不可忘怀的。

    到丽江领导学生搞“文化大革命”的工作队是县长曾必贵为队长，队员由刘作武（县委宣传部干部）、罗开第（县经贸局书记）、张加策（电力公司党支部书记）、子炳春（县公安局干部）、陈国斌（县委组织部干部）等人组成。

    在丽江财贸干校期间，后来被人们称作“集中营”。在工作组的直接统管下集中搞运动，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我是永胜一中学生会主席，此时机构一变便成为文革主任，主要是负责联络各校学生活动，实际上是工作组统辖下的有名无实的傀儡。也由于此，后来在仕途上一直被莫明其妙的阴影笼罩着，尽管成果累累，也未能抬起头来，始终是在迷茫中度过。

    据说全县被划批判的老师是13人，其中一中9人，二、三中各2人。我只记得永胜三所中学重点批判的是政府认为有问题的教师，永胜一中赵钟隆，二中、三中张家杰（据说他写了一个剧本《望夫云》，属文艺黑线），另一位老师的名字记不清了。丽江由地委行署牵头批判文教局长孙致和，因他写过《达赖拉萨妹》的剧本，被定为“毒草”，这几个人被划为思想意识有严重问题的旧知识分子。

    我由于血气刚旺，头脑简单，处事盲目，不甘于工作组的控制，要搞自由活动。我与丽江一中学生会主席和光宇、碧江中学学生会主席和亮科商量，向党中央、毛主席发了一份《致敬电》，大意是：我们地处祖国边陲的丽江地区三所完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决心，响应党中央高考延期的决定，全力以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事让县长、工作组组长曾必贵知道后遭到严厉批评。让我吸取深刻教训。以后遇事、有行动事先向工作组报告不能擅自作为。

第四节激情缥缈

    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出笼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学生聚集在一起对形势进行分析，提出现在应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并于1966年5月29日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他们的影响下，6月初，北京各大中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6月24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帖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作为当时中学“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工作，红卫兵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7月初至中旬，红卫兵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拉开了红卫兵串联的序幕。

    8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行动表示支持，同时对红卫兵的行动提出严格要求“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红卫兵”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胸怀天下，放眼世界”的口号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

    8月12日晚新闻联播，播放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

    13、14日，在丽江地委行署的领导下，各所中学在工作队的带领下，酝酿成立“红卫兵”组织事宜。当时讲阶级成份，贫下中农子女优先，以学校为单位。丽江地区称“红卫兵总队”，总队部设在地区中学，各县称“红卫兵支队”，各中学完中称大队，非完中为中队。总队和支队实际上是松散组织，几乎没有联系，即使有联系也由工作队负责。实际上这个红卫兵组织是“官办”组织。“唯成份论”， 只有贫下中农子女、出身成份好的子女才能当红卫兵。参加“红卫兵”的被称为“红五类”，被隔在“红卫兵”组织之外的称作“黑五类”。红卫兵的袖章以盖有各学校印章为标记。8月15日，全区各中学红卫兵集中在丽江农业专科学校广场召开了规模空前的“丽江地区庆祝《十六条》发表暨红卫兵成立誓师大会”。由丽江行署专员张琅基主持会议，地委书记康长征作重要讲话，宣布丽江红卫兵总队成立。当时丽江地区比较大辖今之丽江、迪庆、怒江三州市11个县，却只有丽江一中、永胜一中和碧江中学三所完中。红卫兵总队就是以这三所完中为主，丽江一中学生会主席、文革主任和光宇为总队长，我和碧江中学学生会席和亮科任副总队长。在这个大会上，我代表丽江地区红卫兵发言、表态，坚定紧跟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卫兵组织成立后便掀起了“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浪潮，鉴于丽江红卫兵的官办性质，这“破四旧”是有声响而迟迟无行动或轻描淡写走过场的。对原在工作队组织指挥下列入的批判对象已抛到一边，加之在全国各地红卫兵反对工作队浪潮的推动下，丽江、永胜的工作队防线开始崩溃，红卫兵以自由行动为主。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消息传来，丽江地区的大串联广泛掀起。当时红卫兵的主要要求是上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呼声越演越烈。又由于各省红卫兵大串联涌到北京，而云南的却不见动静，于是中央安排云南选派一些红卫兵代表上北京见毛主席。

    9月下旬，省里通知，云南组织选派一批红卫兵代表上北京串联，开阔眼界，学见识。划给丽江地区的名额250名。其中永胜100名（包括集中在丽江搞运动的高中毕业班学生和教职工50名）。在丽江的永胜一中学生20 名（我们班10 名）。工作队和我都为这些代表的产生伤透了脑筋。县长兼工作队长曾必贵首先来做我的工作，说我是永胜一中学生会主席、文革主任，又是红卫兵支队长，当代表带队上北京，毫无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面对成百上千双急切期待的目光和渴求激情，如果我不能高风亮节，那么别人的工作就做不下去，高十二班10个代表也无法确定。况且我一旦带队上北京，那么留下来的学生就是一盘散沙，工作队马上撤离，无政府状态的后果，不堪设想。我经过反复斟酌，权衡利弊，听从曾必贵的劝说，放弃了这次机会。就在此时华坪人贫困农民子弟詹德禄，思维似乎有点“搭铁”，他自知无法成为代表，为了要上北京，在我身上打主意，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也是我太讲人情，心地善良，答应了他，为了照顾他，我放弃了自己，把我的名额让给了他，还为他解决了进京穿的寒衣。由于我的高风亮节，我们班10 名代表的确定较为顺利。

    全县三所中学共选举出百十人的代表，由一中的杨尚志、刘永厚、和世卿，二中赵明、三中舒加政几位老师带队，于10月16日乘大卡车出发，三天后在昆明集中，汇合全省红卫兵，组成云南省赴京代表团，乘火车进京。这批云南红卫兵代表在11月3日，即毛泽东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在王府井大街见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从北京返回后，永胜一中的以和志诚、高锡品、海涛等为首的同学为纪念这个日子成立了“11·3”红卫兵造反团。

    我们送走了红卫兵赴京代表之后，工作队随之撤离学校，我们在丽江的集中运动宣告结束。工作队安排两辆大卡车送我们回来，经下关，两天后回到永胜。回到永胜的当天晚上，我就被全校千余名学生团团围住，要求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破除“红五类”、“黑五类”、“唯成份论”的观点，没有参加红卫兵的学生都要加入红卫兵队伍。这个问题很简单，叫各班造册，发给红袖章了事。二是一致要求上北京去见毛主席。这也简单，我就是要上北京的，但前批上北京的是工作队组织的，现在工作队撤了，只能靠各自的能耐去闯。三是一致要求到外地大串联，因我掌管着学生会的大印，叫我给他们开路条，解决外出经费。这个路条我是不会开的，因为他们一旦拿着路条外出串联，出了事我负不起责；串联费用我根本无法解决，我和大家一样是学生。我说我带队可以，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带着大家先到昆明，再讲下一步。现在都讲徒步串联嘛，我们就凭两条腿走到昆明。

    10月21日，我率领全校1000多名中学生，浩浩荡荡，从永胜一中出发，背着行李徒步向昆明挺进。永胜至昆明526公里徒步串连，谈何容易，高中生还说得过去，初中生行吗？不是万里长征而只是五百公里短征，随行人员锐减，队伍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少。第一天住期纳二中，60公里，由于徒步行走，高初中生、男女生一路，许多人由于体力支持不住，边走边淘汰，初中生大多数一出门就退却，出门不到十公里，初中生就拉倒80%，有的自行找到车，乘车而去，分道扬镳。到南华大队的接官坪村开始登南山坡，经柳树塘，到海腰吃午饭就只有300来号人啦，晚上入住二中。当晚到达期纳只有200来人，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在淘汰，跟随我行走的人越来越少。第二天住热河，第三天住宾川县城，第四天住宾川山冈大队，第五天住祥云县清华洞……至第15天走至绿丰县时，就只剩我们十二班的20来号人，吃过午饭白光焱、文思才、苏郁灿、张宗林、余崇英等人提出他们要乘火车，于是他们大多数都乘绿丰到昆明的小火车，与我们分手啦。从绿丰到昆明还有近百公里，我却始终坚定不移，不改初衷，既定目标，一定要达到！子金凯、张嘉良、汤和邦、史法4个男同学，何守珍、毛英国、张式荣3个女同学跟着我，继续坚持走3天，共计徒步行程18天，至11月16日到达昆明。真是洪流滚滚，大浪淘沙。我们8人算是凝炼到头，炉火纯青。

    我们到昆明住在省粮食厅接待站。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主要是高中生路上搭车先上昆明，在昆明串联或玩着等候着。因为我掌管着学生会的大印，他们要我开路条，要解决串联中过冬经费。

当天晚上刘永厚、杨尚志老师带领的最先返回部分赴京代表也回到昆明，与我们汇合。从北京返回来的红卫兵中有的就迫不及待地向我“开火”，说我当“文革”主任执行的是“资反路线”，是“走资派”，要我老实坦白交待。没想到詹德禄想一鸣惊人，跳出来对我“反戈一击”。

    从那时起，学生们自找伙伴，三五人一群，成立各种战斗队，这些战斗队都以串联逛地方为主。鸟飞各投林，各自奔前程。

    省政府成立了接待中心，各地州都在昆明设立了接待处。永胜县委书记史效恩、县长曾必贵在丽江地区驻昆接待处，负责永胜的接待工作。真是“瞌睡遇枕头”，给了我脱身的机会，谢天谢地！学生们自己去找接待站，我就此御下包袱，一身轻松。时置隆冬，接待处为外出串联的红卫兵解决了每人一套御寒的着装。

    我们徒步上昆明的8个同班同学，何守珍原是副班长，个子大，体力好，上昆后她约几个女同学组成另一团队，也是同班女同学梁美珍又入我们这伙，我们仍然是5男3女8 个, 找了一辆货车返回永胜作准备，进行我们自己的串联活动。因为是出省长途串联，时间、路程都不好说，各自都得回家准备点零花钱。两天后，我们举起“金沙江畔长征红卫队”大旗，从永胜出发到攀枝花，经成都直上北京。临出发时梁美珍因被她奶奶拖住不放，没办法走不了，只得留下。而同班男同学毛溢诗加入，这样我们仍然是8个，只是变为6男2女。我们出发的第一天就住六德乡。

    当时我身无分文，也来不及回老家筹措零花钱。就想到永胜至华坪这条公路由碧泉林业局招募工人正在动工修筑，我妹妹简良娣是新来的轮换工，就在六德修公路，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向妹妹求援。我们到了六德去公路工地找到我妹妹，把情况向她说明，并向她伸手。妹妹也很开通，积极支持我，她刚发到工资，但手中钱不多，又向她的同乡好友潘维莲借了点，凑够40元给我。那时的40元是个可观数量了，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在那趟远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兄妹之情，终生不忘。

    第二天，我们住仁和乡，我们这一行的两个女同学张式荣是仁和乡人，正好回家办点事；毛英国与已在仁和粮管所工作的的焦敦基是情侣，也需要得到焦敦基的同意和支持，才好办。第三天我们经荣将住华坪县。接着往攀枝花行进。从攀枝花至成都是成昆铁路也刚开工不久，铁道兵在修铁路。我们沿着正在兴建的路线经攀枝花、米易、冕宁、雅安、大渡河、成都。到了成都，毛溢诗要单独行动，与我们分道扬镳，我们还是7个人一路，经汉中、宝鸡，为赶时间能搭车就搭车，每天尽量多赶些路程。从宝鸡至西安乘火车直达北京，25日下午住进北子湾机煤厂接待站，26晨编入队伍，成为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的250万人中的一员。

    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我们一行7人终于赶上了趟。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激奋、最难忘、热血沸腾的时刻，是永远铭记的日子。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前留下了英姿勃发，自豪一生的光辉形象。在人如海，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一代天娇，开国伟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那天北京气温在摄氏零度左右，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直同红卫兵师生在一起，持续达四个小时。革命小将尽情在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含着慈祥的微笑，不断地向大家招手致意。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三个多月中，毛泽东共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先后检阅了一千一百多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这是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第八次接见革命小将，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串连的胜利总结。这次被接见的还有从各省区徙步来到北京的五百多支红卫兵长征队，我们是其中之一。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至少起了两个作用：一是在红卫兵和在全国范围内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话不断地推向高峰，二是肯定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

    那是现实，狂热的现实；也是梦，热血涌流，激情缥缈的梦！

是现实，我在祖国首都亲眼见到了党和国家元首，实现了家乡父老乡亲和人本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激起雄心壮志，终生奋斗不回头的信念。有一种登峰造极的幸福感，荣耀与欢乐。是梦，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在凌虚缥缈中，对眼前的一切是隐隐约约，忽明忽暗，忽隐忽现。红海洋的巨流波掀浪涌，不知是何结局，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

我们到各地串联，学到了丰富的社会知识，直到1967年2月底才返回永胜。

第五节派队相持

    运动一开始，中央就一直强调要把握好运动的大方向。什么是运动的大方向？1965年1月14日，中央发布毛泽东主席亲自主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明确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是整党内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进一步阐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运动的大方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通过反复学习，对自己的行为开始思索，自认为无法把握这个大方向，但始终把握住做人的基本原则：正直如实，摆事实讲道理，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坚持文斗，不搞武斗或变相武斗；不投机钻营，不趋炎附势。

    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拉开了基层“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模仿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主要在本县境内按系统，归口进行串联活动，也有一部分到外地串联。

    11月9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简称“工总司”）。

12月下旬，有几伙南下红卫兵到永胜串联，12月下旬至1967 年1月，永胜一中红卫兵相继组织“11·3兵团”，“五四军团”，“井冈山兵团”等规模较大的组织，街头出现“炮轰当权派”、“走资派”的大字报。在批判、揪斗领导干部的过程中，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不同而产生派性，称为“保皇派”与“革命派”，派性斗争由此产生。

    赴京红卫兵回到永胜，成立造反团，张贴大标语“炮轰永胜县委”,社会上震动很大，县级机关战斗队陆续兴起。12月16日，永胜一中红卫兵第一次发起批判永胜县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又点燃永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

1967年1月3日，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权，称为“一月风暴”。在此影响下，永胜也出现夺权斗争，社会混乱开始出现，派性斗争、围攻、揪斗领导干部逐步炽热。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大联合成为新趋势，大方向。

2月11日，以“怒涛”为主的98个战斗队正式成立永胜“无产阶级联合司令部”。这时，瓷厂“一司”、汽车站、碧泉局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大联合司令部”。

    2月3日，以“星火燎原”、“针锋相对”、“暴烈”、拖拉机站等12个战斗队成立“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大联合司令部”、 “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司令部”支持南下“红旗造反团”，与“无产阶级联合司令部”相对峙，两派之间斗争旗帜鲜明。

    3月2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那段时间“保守派”和“造反派”两派从大字报上互相挑刺、指责、对骂的笔战到一群一伙辩论，唇枪舌剑的口战，再到拳打脚踢的对搏到棍棒、石头对峙，以致到大刀长矛枪炮对垒的武斗，“文革”进入动乱高潮，两派武斗升级。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部队介入地方，实行军事管制，设立军管会。

    3月29日，永胜县人民武装部接到丽江军分区的命令，对永胜县实行军事管制，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队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当时，永胜县共有战斗团队893个，39294人，一些团队通过大联合，形成两大派别。一派是县委“激流”、人委“向阳”、邮电局“怒涛”等60多个战斗队1600多人组成的“无产阶级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永联司”）。一派是以文卫系统、滇剧团“干到底”、“精神原子弹”、“针锋相对”等14个战斗队480多人组成的“红色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红一司”）。 “永联司”与“红一司”相对峙，永胜一中“11·3”、“五四军团”与永联司为一派，“韶山兵团”与红一司为一派。武装部将“红一司”作为左派予以支持，把“永联司”作为保守派采取压制的态度。这样一来，“永联司”一派不服，造成更大的矛盾，社会上派性斗争愈演愈烈，甚至发生了几次武斗事件。

    1967年8月25日，“星火燎原”的人去百货公司写标语，遭“红卫兵团”反对，挑起大规模武斗。这天武斗升级，数百人围聚在百货公司武斗，两派都有人受伤，造成骇人听闻的伤人事件——“8·25事件”。

第六节患难与共

    1967年2月底，我从北京回来，未及回味那沸腾的韵味，未及向家人报喜，未及弹一弹万里旅途的灰尘，就被本校“造反派”揪到了批斗场，说我是“当权派”，要“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我不就是当了一届的永胜一中学生会主席、共青团总支副书记吗，怎么就成了“当权派”“执行资反路线”了呢？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我怒视着揪斗我的造反派：“我是一个穷学生，当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是为众人服务的，是在尽义务，并没有得到分文的任何经济利益，你们想要在我身上捞到政治资本，那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面对昏昏噩噩的政治狂人，是无理可讲的，只有以恶对恶。众同学见我怒不可遏的架势，先就畏惧三分，加之我在学校的威望，谁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同学们常取笑说“小凉山人是蛮子，倮倮，野蛮透项，惹不得，也惹不起。他发起怒来，凶悍无比，那双喷火的眼睛仿佛要把揪斗他的人一口吃掉。”

    造反派慑于我的威严，不敢来硬的，只好以软相衡。其实众学生也都清楚揪斗我并没有实际意义。

我被列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批判，一直消沉观望。就这样以“复课闹革命，不准离校”为由，把我困在学校里，时不时揪斗一场，纠缠不休，直到1967年8月，长达10个月。

    “8·25事件”当晚，军管会组织民兵对县城实行戒严，宵禁。学校红卫兵都参与各派组织忙于对付武斗的事务，学校食堂没法开伙了，我只好到伯母家吃饭。吃过晚饭，天已入夜，我在回校的路上，“韶山”和“井冈山”组织中几个手持棍棒的造反派见到我就在擦拳磨掌，冷言恶语进行挑衅，故意激怒我，以他们人多势众要对我下手。我如果稍有愤怒的表示他们就要动粗了，我看破他们的预谋，忍气吞声，不理他们，来到一堆石头前停住，稍作表示，弯腰拣起两个石头晃了晃，那几个学生愣住了。我即以息事宁人的姿态，笑了笑，乘他们愣头愣脑之机，我只管走我的路，回到学校宿舍里。恰好碰上知心、体质与我一样强壮的同班老同学子金凯。子金凯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井冈山兵团”在外面武斗中吃了亏，回来要拿我出气，现已包围了学校，很快就要进入住宿区，叫我快跑。子金凯接着告诉我学校食堂一侧井边的后墙有个缺口，出了缺口是农村群众家的玉米地，现正好是玉米成熟期，就从那逃出去顺当安全。子金凯将一件单衣放在我背上披着，护送我到后院井边院墙，看着我翻过院墙，消失在玉米林中。

    我欠了几个月的伙食费，前两天，向学校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龙必寿老师请假，回家找伙食费，得到批准。可是我刚上班车，就遭韶山、井冈山造反派的拦截，把我从车上拖曳下来，扭伤了我的脚。还是高锡品率“五四军团”造反派来给解的围。此时翻院墙，又把伤口撕裂了，血流如注。我不能在学校，也不能在永胜城中呆下去了，我向何处去呢？我饱含一腔怨气，忍着悲痛逃出学校。夜海茫茫，阴森恐怖，想来想去还是先到伯母家说一声，打个招呼。我早已身无分文，学校伙食费就欠了一大笔，没办法，只好绕个大圈潜进伯母家。恰好伯母、忠庆母子俩都被造反派叫到纺织社去开会，出不来。秀秀又刚回来，一个人在家。秀秀已长成大姑娘啦，平常间又有信件往来，互相都很了解，感情日深意笃。此时相见，柔情蜜意不知从何说起。眼下井冈山兵团又要拿我出气，他们中有几个是与我熟悉的，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这里，此地不能久留，必须马上走。

    “现在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你往哪儿走？”

    “连夜出城，先到城北头窝衣二姐家暂避，如果不行就回老家。”

    此言一出，我不由得心头一怔，叹息道：“一年多没回家了，是该回去看望爹妈才是。”

    这句话触动了秀秀的心事：“是该回去一趟了。可是眼下不行，街上已经戒严，你的腿又受了伤，黑更半夜的怎么出得去？”

    我看了一眼古董摆钟：23：30，说：“这是背街，西边城墙已挖完，刚好有空隙，可以出去。我的伤不碍事，我得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这样吧，”秀秀略加思索，有了主意，“那也是，你先到他家暂避几天。我等妈回来给她说一声，商量商量，收拾一下，过两天我就过来，到时又说。”

    话已说定，由于情况所迫，我顾不得那么多，说走就走，转身溜进背巷胡同。从胡同越过城墙缺口，进入青纱帐，只要出了城，沿途还是安静安全的，只有史家园、羊皮村至天生桥再到中和金家村这段路程有些阴森，再就是段伍箐、南山店至窝衣一带村落稀少，又是山麓，夜静更深，孤身一人行走难免觉得恐怖，却是有惊无险。农历七月二十，尽管天气阴沉，乌云遮蔽了月光，但夜暗还不是很黑，昏昏沉沉，还能辨得清路道，9公里路程，花了两个钟头多些，到我二姐家时，雄鸡开始啼鸣了。

    秀秀按约定时间，几天后来到新营窝衣姐姐家与我会合。她告诉我“井冈山”造反派发现我不在学校，就派探子四处打听消息，已向兴营乡寻来，这里时间也不能呆长，还得赶紧走。在这动乱中一人出走，加之脚上有伤，沿途是否安全谁也说不清，她自然不放心，明确表示随我回小凉山老家，两人结伴同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因祸得福。我的堂姐简良珍，姐夫袁学明以前经常到城里来看望伯父简学章，伯父逝世后也照常来看望伯娘一家，只不过来的时间少了些。她们对伯父一家的情况很清楚，对秀秀与我的事早有耳闻，认为是天赐良缘，此时竭力撮合这门亲事，说三弟你已二十好几啦，该成家啦。这次双双回老家，机会难得，必定要顺从父母和乡亲们的意把婚事办了。秀秀心细，预料这次陪我回小凉山老家，我的父母必定要提出了却心愿的事，事先作了准备，已跟她母亲商量议定，于是默认了姐姐和姐夫的撮合。

    9月5日，我们离开二姐家回宁蒗。这次走的很急，每天都是两头黑。第一天鸡叫头遍就从窝衣出发，路上为保安全，姐夫袁学明护送我们30公里路程，过太阳山、黑竹子垭口、哨坪、清水河、直到翻过烟山他才留步。路上还算顺利，只是我受伤的脚发炎了。第二天从战河出去到跑马坪17公里，已经是中午11：30了，往前还有45公里呵！我们在公社食堂搭餐，吃了饭就上路。过了倮罗关垭口，下到麦杆河走起来就费力了，下午5时许来到新营盘，距宁蒗县城还有20公里。我的脚肿了，我也担心秀秀体质单薄，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恐怕吃不消。然而，还是她的耐力强，精神比我还好。这时我们遇到前往药草坪办事的本村生产队长唐朝彬老表，在唐老表的鼓励下，振作精神，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走走歇歇，在晚上21时方才到家。一般人是无法想象怎样走完这段路程的，我们都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

    “文革”中的动乱，哪里都一样，只是乱的程度有所不同，小凉山没有发生武斗，情况稍好一些。农民只管盘田种庄稼，安分守己过日子，“两耳不闻窗外事”，没有派别之争，没有武斗，村邻之间团结和睦，所以农村是最安全的。在这一年中父母最担忧自己的亲人，父母双亲为儿子的安危饮食不甘，此时见儿子领着婷婷玉立情人回来啦，真是喜不自禁，乐呵开了，哪还顾得上发忧怨，责怪儿子？

    我们一到家，母亲对是否寻到她娘家亲人的事倒觉得无关紧要了，迫不及待地盘问起外面的情况，对秀秀特别关心细致，盘问个够。我将情况一五一十地对父母亲说了。二老对我去给伯父立嗣的事虽不甚乐意，却也不便多说什么。因为那边毕竟是独姓人家，人单力薄，而这边是大家族，况且长子虽然牺牲了，但他当时已成家留有一女。二子也已成家，已有子女。再说了男儿有志在四方，将来在哪都一样。他们对秀秀这个姑娘很满意，与我确是天生的一对，于是急切地说：“儿呀，现在外面乱哄哄的，你们双双能一路安全回来的确不容易，这次就把婚事办了，免得今后再生麻烦。”

在父母和哥嫂们的劝说和催促下，我们商议确定，在9月26日举办婚礼。家境比以前好多了，只是动乱中物资供应紧张，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婚事办的简单草率，只准备了新房用品，小两口的新衣都没缝制一套，就穿着随身衣服拜了堂，备办酒菜，把父老乡亲请来热闹热闹，摆几桌席就办了。这场婚事办的紧凑、急促、草率，反响却不一样。三亲六戚高兴，夸赞我出去几年就带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回来，以后会大发的；有的人却也讥讽我小气，随便，办这么大的事也马马虎虎；也有人说，这是移风易俗，婚事新办……

    本人则有喜有忧，既高兴又悲苦。高兴的是这次返乡，全家欢聚，在父母面前了却了心愿。我与爱妻是患难之交，结为良缘，乐在其中。忧愁的是，二十老几的人了，还是一个消费者，不是生产者，这种状况还不知持续到何时。成家立业，成的什么家，立的什么业哟！侥幸的是逃离了被软禁的环境，顺利返家，见父母身子骨都算硬朗结实，而且家境比以前好多了。悲苦的是，办了喜事并未改变自身的困境，命运还被造反派掌控着，暂避一时也不是长久之计，要改变这种状况，只待整个局势的逆转。我忧愁报国无门，有志又如何？成了亲，作为当家人又有何面目立于那个家！？

    秀秀原先回来时只请了十天假，为护送我回老家，又耽搁了这些天，不能再耽搁了，她得赶回单位上班。学校造反派寻到了我的踪迹，以永胜一中军管领导小组名义发来电报催我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

    新婚燕尔的小两口，9月28日，又告别父母和亲人们，匆匆而去。

    我返回学校，情况已有大变，不像以前那样恐怖了。军代表进驻学校，平息了刀枪对垒的风波，举办大联合培训班，两派坐到谈判桌上，商谈成立大联合指挥部，酝酿筹备“三结合”革委会领导班子，接着集中全校师生搞军训，酝酿复课事项。我是“批斗对象”，受人批斗而未批斗过别人，没有派别的中立者，要把“文革”造成的一盘散沙捏拢，还少不了我这个老学生干部。于是，他们又把我请回来，列入学校革委会筹备组成员。我获得自由，心情并没有多大好转，不过有了一个活动平台，终比困在笼子里好得多。

    1968年春节是滇西北最阴森恐怖的日子。我在涛源供销社媳妇那里过春节。涛源供销社在金江古渡金江街，距金江大桥八公里。据说大理下关武斗最厉害，原在大理至保山修公路的工程八团“工八团”造反派，因不服军代表和对立派压制，几百人群体到昆明军区上访，请愿，未果，激发民愤，为报复对方，组成武装“滇西挺进纵队”（简称“滇挺”），武斗升级，动用枪炮，从昆明至绿丰、楚雄，一路攻打对方，往滇西挺进。1月16日，“滇挺”至下关，攻打“4•20”造反派，其中在攻打苍山饭店和风城饭店时，动用了六0炮，造成骇人听闻的“1•16”事件。为避免事态扩大，从下关至滇西北的保山、丽江、永胜三地县都相距200公里左右，在这三条关津要道上都派部队和武装民兵驻守，设了关卡，在永胜的金江大桥、金江古渡派有重兵镇守，进入一级战备。曾有人提议为防止“滇挺”从宾川向北挺进，炸毁金江大桥，遭永胜人民和丽江军分区的强烈反对而未果，幸得保住了那座铁索桥。1月29日是除夕，金江古渡一线驻守的武装人员投入战斗准备。

    这天在永胜发生两起重大事件。一是借题发挥搞酷刑。永胜一中“五四军团”的高锡品、文思权和同派的李先明三人前两天到大理办事返回，来到宾川与永胜交界处被守关民兵抓捕，说他们接应“滇挺”进攻永胜，捆绑起来，当晚拘押在片角公社，吊打了一夜，次日一早往县城押送；二是捕风捉影整人。当夜，供销社有两位职工不知封江的信息，为欢度新春佳节，喝的酩酊大醉，放了两封鞭炮，被值勤民兵抓去，说他们放鞭炮是迎接“滇挺”的信号，打的死去活来，至次日方知是误会，闹出大笑话。其实“滇挺”问题早10 天前就平息了。“1•16”事件后，“滇挺”也觉惊骇，有所悔悟，听从军代表的制止和劝告，立即收手，自行解散回单位闹革命。永胜造反派则捕风捉影，却连影子都未见到，这些民兵则利用手中权利，借题发挥，乱搞一通。

    1月20 日是戊申年正月初一。早上8时，片角民兵押着高锡品、文思权、李先明三个无辜青年从片角来到涛源供销社食馆，叫我媳妇做饭给他们吃。我媳妇是食馆炊事员，她发现是他们三个被抓，跑来告诉我。我进到食馆看一看，还被民兵盘查，弄清我与他们无关后才放过。他俩是高十六班学生，在我后面两届，是11月3日在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平时与我处的很要好，“文革”中与我成为莫逆之交，现时他们有难，我想能否助他们一点力，探知一点风声。我借故到食馆厨房帮助媳妇赶菜，见机行事。高锡品和文思权也借故进厨房喝水，高锡品趁机把在大理向十四军军长梁中玉汇报情况的数据和从省造反派方向东那里获得的“云南毛泽东思想大联合”联络员证托我收藏。如果联络证落入对方，则成了直接罪证，他必将遭受灭顶之灾。文思权则把藏在帽子里的小喇叭壳拿给我，委托我代为他们保存。这喇叭壳是做半导体收音机用的，是青年学生的一种自我爱好，与政治无关。但造反派会借题发挥，作为罪证。我代为收藏这两件物事，使他俩幸免了一场不堪设想的灾祸。我无形中发挥了保护他们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事后在适当时机再拿还给他们。他们吃过早饭就被押上车，从涛源上城，过了碧泉局就押着步行而来，沿途遭造反派拳打脚踢，进到城里已遍体鳞伤。由于军管会和对立派未查到他们三人与“滇挺”有关联的任何证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加之本派战友的有力保护，才释放他们三人，获得自由。

第七节跳出苦海

    1968年春节刚过，解放军征兵开始，这是“文革”中的第一次征兵。我看准这个改变命运的关键转机，毅然报名从军。

接兵首长慧眼识英才，格外看重我，在定兵会上“一碗水端平”，力排众议，据理力争：这个苦大仇深，身强力壮，有政治觉悟，文化素质较高的非“造反派”，部队要定了！

    秀秀得知我应征入伍的消息，很高兴，赶来欢送。她要亲手做餐佳肴为我饯行，但上街买菜时被小偷扒了她仅有的三十元钱，这三十块钱还是向单位借来拿点给我用的。这下两手空空，菜未买成，气得泪涟涟。我穿上军装，领得当月薪水六块钱，分出五块给她，安慰她，自己身上仅留一块钱。同学们欢送我时，我从仅有的一块钱中挤出五毛与其它几个好友拼凑着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作为回赠礼品，留给学校作纪念。我出征那天，显得十分寒碜，身上仅有五毛钱，说来没人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信不信由你。

    我很清楚，父母都想着这个儿子尽孝，而我却背着父母去参军，去过戎马生涯，饱经风霜的父母双亲却不知信息，他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呢？我至少要给父母稍个信去，但新兵集中就一两天，时间那么紧，这信是稍不成了，只有到了部队再去信告诉父母。请父母原谅儿子的良知和苦心，不告而去。我相信爹妈是深明大义的，一定会谅解我支持我的慨然之举。

还有，十年前，大哥牺牲时，我曾在大哥墓前发誓，要继承大哥和先烈们的遗志，将来长大了要扛起枪，上战场保家守国防。今天如愿以偿了，要去烈士陵园大哥坟上告慰一声，祈祷大哥在天之灵保佑我。这也只待以后再补了。是啊，与其昏昏噩噩，无所事事，虚度年华，不如跳出苦海，勇敢地面对现实，向着人生彼岸进取。结束待业生涯，告别寒窗，告别过去，以新的姿态步入社会，走向充满阳光的生活。我坚信，自己的抉择是明智的，果断而正确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1968年3月26日清晨，满载新兵的一辆辆卡车徐徐启动，永胜县城各界民众数以万计，排成长长的送行队列欢送230名应征入伍新兵起程走向战斗岗位，走向人民解放军大学校去铸就深造，熔炼成钢！应征入伍，走上人生关键转折的坦途。从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便已开始迈出走向有所作为殿堂的坚实步伐。

    爱妻在送行时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她已有喜啦！

    为缓解家中经济困难，我每月六块薪水只用一块，腾出五元给家里弥补开支和扶持弟弟简良祥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