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良开先生自传《成就梦想》--连载（7）第 一 部 不忘初心 铭记乡愁（第四章）

简恩承

第四章   从戎冶炼  淬火成钢

第一节 人生转折

    人，只有经过千锤百炼而炉火钝青的人才是真正的钢铁汉子。

    我们这批新兵补充给陆军第十四军四十二师步兵第124团，团部在永平。新兵在团部集中训练一个月后分到各个连队。与我一起入伍的要好的同学、朋友有汤继华、梁正权、施国用、高崇学、文玉明、文廷才、白光焱、赵国祥、高汝亮、罗自新、李文和、陈元德、彭刚、和仕杰等人。和建国与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小我好几岁，过去我一直把他视为小弟弟，关心他照料他，爱护他，没曾想在“文革”中他与詹德禄一样、头脑澎涨，“左”的出奇。这次他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王荣又跟我一起当兵。新兵集训结束后各分一个连队，和建国分在团直通信连，王荣在一营机枪连。

    我分在一营三连一排三班。连长、指导员、班长都是贵州人，副班长是四川内江人。这个连参加过支“左”，“左”倾思想表现较明显。把林彪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称为“四个伟大”作为口头禅，林彪题写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和《毛主席语录》前言，背诵得滚瓜烂熟。因为不会跳“忠”字舞，但每天都有“天天读”，读毛泽东语录，即“早请示，晚汇报”。尽管当时新入伍的高初中学生兵不多，仅占新兵总数的百分之一二，却被列为“小知识分子，属应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这个连原在丽江白沙修飞机场，竣工后撤回永平，另行安排来搞生产。新兵分到连队就来到宾川鸡足山对面的炼洞乡乌稍村搞大生产，种花生，兼顾维持宾川社会稳定。鸡足山麓有条炼洞大河，河水很大，可带动20盘碾子，故称“20盘碾子水”。水从鸡足山脉流下，经炼洞流向宾川坝，四季清沏。乌稍村在半山上，距炼洞河7公里，属低热河谷干旱少雨区，水源奇缺，气候燥热，面对大河用水却望河兴叹。名为村，实际是一片荒原，等着去开垦的处女地。部队驻扎在那里，洗脸要跑七公里，就是上早操跑去河边洗脸带打水，全连一天只有两行军锅开水，一人一壶还差点。部队早晚搞军事训练，白天干农活，挖地排沟种花生，与黄土滚在一起，一天十多个小时均处在汗流浃背中。生活用水如果不去7 公里外打河水，就只能用附近牛滚凼里打来烧的开水，还得省着喝，互相调节着喝。在那广袤的荒原上黄灰滚滚，尘土飞扬。歇工时伸手往脸上一沫，大把大把的盐霜加灰尘搓得下来。只有星期天方能去到7公里外的炼洞河洗澡。干活时，烈日当空，唯一可乘凉的只有一棵千年黄桷树，干活休息一次就像学生上课的课间时间，十多分钟的小憩。夜间住帐篷，睡地铺，与蚂蚁蚊蝇做伴。再白净的小伙子在那酷毒的烈日暴晒下都变成了黑炭头。

    宾川县城里造反派两派武斗时有发生，部队还担负着沉重的制止武斗，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连队一旦接到消息便全副武装，跑步奔袭到20公里外的县城，执行任务，急行军，强行军，奔袭都用上了。士兵在这里磨练，吃苦耐劳精神，体力和意志都得到了全面锻炼。

    与我一起分到这个连来的有永胜兵也有贵州都匀兵，我是连队里文化程度最高的新战士，虽被称为“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但连长雷鸣成走到哪里，讲什么话都把我直接叫到身边，叫我为他写讲话稿，成了名副其实的连长秘书。

    三连在宾川县炼洞公社的乌稍村搞生产，一驻就是八个月，种了一季花生，在花生收上场后，正碰上部队大调防，从滇西移防滇南。连队以拉练的形式步行，从宾川炼洞乌稍到马三湾、大营、排营、华营、下关回到永平，留守营房，待五十四军接防结束。1968所底，部队调防时，从滇西永平、下关、弥渡、南涧、云县、双江、临沧、澜沧至滇南勐海县的途中，拥军热潮如火如荼，无论走到哪都受到当地革委会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军民联欢，深受民众的钦佩，仰慕，热情接待，心里充满优越感。

    步兵第124团驻防西双版纳地区的勐海县，那里地处中缅边境，美蒋特务活动频繁，经常潜入境内刺探情报，在那亚热带丛林里，追捕美蒋特务的突击行动司空见惯。

    团部对这批学生兵很重视，注重关心、培养、选拔。我们去到勐海县不久，团政治处举行了一次全团新闻通讯员培训，我们那批新兵中文化程度较高者都集中去参加培训，动员我们积极提笔写稿子，搞好所在连队的新闻报导，加强舆论宣传工作，预示着我初中时的梦想大门向我敞开。

    人的一生，总不会都失意，也有顺利和幸运的时期。1969年1月，我从步兵第124团三连直接调到陆军第42师司令部军务科当打字员，师部驻思茅（现在的普洱市），我从勐海来到思茅。当时军务科共八人：科长王克明，河南人；参谋李仁，楚雄人、贵州人黄开政、罗敦厚；保密员熊兆龙，鹤庆人，战士龙再富、我和蒋焕文。我从那时起就在师部机关工作，从事文字操作“爬格子”营生。

    1969年12月21日，我经过党组织较长时间的严格考验，由军务科副科长李仁、参谋罗敦厚当介绍人，陆军第42师司令部机关党支部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42师司令部党委批准入党。那是非常时期，纳新党员没有预备期，支部吸收积极分子入党，一旦支部大会通过，报请上级批准，支部大会通过他入党的那天起他就是正式党员。部队党组织非常正规，吸收新鲜血液也很严格，热血青年申请入党，自己首先要主动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党员是先进分子，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党的宗旨、性质、目标、任务要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讲清对党的认识，申请入党的目的意义，本人要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按照党员条件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创造条件，家庭历史，主要家庭成员及其社会关系都要向党组织交代的清清楚楚。党支部经考察确定可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后，除申请人提请的两名正式党员作入党介绍人外，组织上还派专人与本人多次谈话，到本人家乡对其祖宗三代进行调查了解，取得当地党组织确认的证明材料，再经反复研究才确定可以吸收入党，尔后才填写《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支部大会讨论吸收入党时，本人首先向党组织汇报对党的认识和申请入党的理由，表明态度；介绍人作全面的考察介绍，每个党员都要发言对申请入党者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严肃指出，给予批评帮助，提出改进的方向、意见、建议和希望，然后再行表决通过。使纳新者受到严肃深刻的教育和提高，入党那天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人生信仰升华的一天，铭记在心，牢记终生。支部大会通过后举行入党宣誓。

    我的入党宣誓监誓人是陆军第四十二师副参谋长安福祥。

    我与蒋焕文一起当打字员，用的是双鸽牌中文打字机，将文稿直接打在腊纸上，已打出的文稿有错漏的地方要用涂改液修改。当时所用的涂改液难买，需要量又大，为解决涂改液问题，我们与142野战医院的打字员有业务联系，在买不到涂改液时，就请该医院打字员提供乙醇自造涂改液，由于业务需要，经常往来，互相熟悉，建立起深情厚谊。

    1970年冬，部队奉命从思茅出发拉练，实际是调防，沿边境线思茅、猛腊、江城、绿春、元阳行进。部队行军每小时5公里是正常行军，每小时6至7公里是强行军，每小时10公里以上是奔袭。俗话说“兵不兵，出门就是30斤”，背包，枪枝弹药随身带的重量的确不少于30斤。几种速度都用，交替进行，途中埋锅造饭，从定点挖灶安锅生火开始至把饭吃完，一个小时。真正吃饭时间仅五分钟，作战的战术单兵训练，在收了庄稼翻耕后的玉米地里赶制单兵掩体，在五分钟内用脚蹲，手扒，头拱，制作出一个独身掩体。这些动作，若无强健体质，坚忍不拔的毅力是无法做到的。部队就这样以搞拉练形式调防，从思茅调防至红河州。12月18日，部队昼夜强行军，通过大黑山到达绿春县，突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原来是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谭甫仁在军区大院住所被凶手暗杀，枪击身亡。部队执行强制命令，全省戒严，守住交通要道，寻查、缉拿凶犯。实则凶手王子正就是军区大院政治部保卫处的干部，系林彪在线的鹰犬。事件发生后，军区和省革委在慌乱中采取紧急措施，搞得全省人心惶惶。

    一个星期后，部队方能继续前行，经元阳、建水、个旧，调防到红河州，42师师部驻防蒙自县南湖边。

    1971年1月，我提升为司令部军务参谋。我们这批兵的服役期是两年，三年不满就提干，提拔得够快的了。我们是义务兵，实行的是供给制，吃穿住全包，薪水是零花钱。入伍时起当月就发薪水，第一年每月薪水六元，第二年每月薪水七元，第三年每月薪水八元。八元薪水只拿了一个月就提升了，我在提干之前每年都是五好战士，提干后为薪经制，起点级是23级，每月工资56.5元。当时42师师长崔保平，随后是王月才，山西人，政委张耀水河南人。师司令部参谋长温保柱，副参谋长安福祥、袁玉昌、边永安，军务科科长王克明，副科长李仁，参谋罗敦厚，秦其厚、黄茂春，陈安全（贵州人）、石钟才、谢玉忠（二人是大理下关人）等，陶福新（昆明人），与我一起工作一起提升的有蒋焕文、龙再富、（这两个是贵州都匀人，布衣族）。军务科的主要职能是对部队进行军务管理，内务条例的贯彻执行、部队队列操练，征兵退伍，各类事故处理，军事实力统计呈报，机密档的收发登记保管，内外联络等。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负责统计呈报军事实力、收发、保管绝密档。

    那时，我接待了124团通信连张指导员，是因他们连的战士和建国是否大同党的问题来找我，请我作证。原来，碧泉林业局工人充当产业工人，作为“文化革命产业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派到永胜一中，由于工宣队“左”倾思想严重，在永胜一中搞“大同党”扩大化，好多师生都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同党分子”被工宣队整得死去活来。和建国因与体育老师李文先处得很好，李文先老师被整成“大同党”骨干分子，和建国也受到牵连，部队接到工宣队通知要将他进行清理。张指导员责任心强，跑来找我，要我证实此事。我这个人的确够宽宏大量，不计较他们造反派批斗我的前嫌，实事求是地否定了和建国的大同党问题，对他的真实身份作了坚决肯定，该连指导员带着我写的旁证材料来永胜县调查，刚好永胜正在纠正大同党扩大化的邪风，才把问题搞清楚，使和建国得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留用提干。直至此时，和建国方然醒悟，对我感激涕零，他深深表示感谢，他对带头批斗我的恶作剧作了赔礼道歉，我则淡淡一笑了事，过去的就过去了，不值一提。

第二节  自我感悟

    1972年3月5日，陆军第十四军全军排以上军事干部在蒙自集中三个月，进行军事集训，曰：“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恢复发扬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

    4月30日晚8时许，四十二师副参谋长袁玉昌对我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这次全军集中搞了近两月军事训练，军区要求各方面作个小结，写成材料上报。你从军务的角度写一篇恢复部队优良传统方面的情况汇报，连夜赶写出来，明早上八点以前交卷。

    我以前在校读书时组织过黑板报宣传稿、宣传栏，当兵后为连长写过几次讲话稿。但从未写过理论联系实际的专项经验材料 ，不知从何入手。袁副参谋长从队列条例的实施，部队内务管理，军事训练三个方面提示了一下写作思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命令如山，言出必行。我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按照袁副参谋长的提示，暝思苦索，根据本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零点前拉出个草稿。这时炊事员端来夜餐，是袁副参谋长特意安排的。忙了一阵子，到这时确也有点腹中叽咕了。匆匆吃过夜餐，对草稿进行修改并抄写出来，复核一遍，感觉只能这样了，也不知能否交得了差。我看看时间已是凌晨三时，我将稿子放在办公桌上，忐忑不安地去休息睡觉。还真出呼意料，一个星期后这篇1300字的短文以“0268部队干部集训队供稿”的名誉，一字不改地全文发表在《国防战士》上。我觉得很宝贵，把它剪下来珍藏着。

    一个人往往是无意中发现自己，进行自我总结，自我提高。自知之明者，善于捕捉发现并审视自己，正确对待自己，本能地进行自我总结和反思，明智地寻找不足和缺陷，充实完善自己，从雏型走向成熟。这篇处女作问世后，我发现了自己，有惊喜但不狂妄，高兴但不盲目。我读书在于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运用辩证法看待这件事，总结两方面的经验。首先觉得那十二年的书没有白读，的确学到了不少知识，应当肯定，自己有一定的文笔功底，而且能运用到实践中去发挥作用，不可妄自菲薄，要看到自己的长处。是长处就要发挥出来，因而驱使着我与文字工作结缘。其次，我看到了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觉得所掌握的知识是肤浅的，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书本知识与实际运用，差距还很大，不可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成为井底之蛙；要发挥自己长处，就必须加倍努力，刻苦学习，学用结合。知识无限，学无止境。善于超越自我，不断向新的目标迈进，才能不断提高。

    自此，我发奋苦读，苦练，一往无前，锲而不舍，走上自学成才之路。

第三节　　授益恩师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是我的座右铭。每当此时，初中毕业前夕，语文老师、班主任江培元的谆谆教导响彻耳际：

    “你们将来必然走进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手中要有一本字典或词典。字典、词典是必用的工具书，汇集单字，按某种查字方法编列，并一一注明其读音，意义和用法。词典，又作辞典。汇集语言时的词语，按一定方式编排。逐条加以释义，或提供有关信息，以供查阅的工具书。那才是实实在在的终生受益的老师。”

    但在当时，字典和词典我所在地方在书店见不到，也没有图书馆。只有记在心里，随时关注这方面信息。

    我在着手创作百万字的长篇巨著《春日融融》时，有一天在蒙自新华书店书架上见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正是“心想事遇”、“求之不得”，当即说让我好找，这书我买啦，请营业员拿书。正好书店内出来一人去拿书说：“我们刚接到通知，这书要收回去，不能卖。”

    我急了问道：“为什么？”

    那出来拿书的好象是书店领导，态度还温和，说“你是解放军同志，告诉你也无妨，你看书封面标着（试用品），没有正式出版，今天早上才摆上架，就接到通知赶紧撤回。你还是等着正式出版后再来买吧。”

    我又跟他磨了一阵嘴皮，还是不行，最后他露了一句：“现在是批林批孔，讲儒法斗争。”言外之意此书某些释义含儒家观点，非撤不可。

    好不容易见到一本词书，却要撤回，心里那怨气呀！脑袋瓜一激灵，马上想到永胜。我身在红河州蒙自县，那是兵城，闹市区，信息灵通；而永胜是边远地方，山高皇帝远，信息滞后。于是把希望寄托永胜，马上给妻子来电话，说明情况，叫她动作要快，立即与新华书店经理杨金邦联系。新华书店与我家是隔壁邻居，关系密切，好说好商量。我夫人找到杨金邦时，他们也刚接到撤回此书的通知，由于所见略同，心照不宣，让我夫人买了一本。杨经理找个借口搪塞过去。我夫人拿到书就赶紧给我寄来。这本《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１９７３年９月初版就一直陪伴着我，成为我终生受益的老师。

    后来，读书的条件越来越好。我又相继购置了《四角号码新词典》、《中华成语大辞典》、《辞海》、《文学知识辞典》、《古书典故辞典》、《哲学辞典》《政治经济学辞典》等等。人的一生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学习是无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我的又一座右铭。人的一生要有所作为，首先要成为精神富有者，知识富有者，使自己一生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朝前走。

第四节  大胆尝试

    1973年7月1日，我挥动滤笔开始进行业余文艺创作，着手创作长篇小说《春日融融》，耗费整整一年365个夜晚，完成了长达百万字的巨著。那时，我的确有些狂妄自大。1974年6月30日一大早，我将书稿直接寄往云南人民出版社，表现出喜洋洋的神情。我的顶头上司、军务科长王克明看到我怡然自得的样子觉得有点不对劲，就问我“你的长篇小说写完了吗？”，我说算是完成初稿吧。王克明问稿子呢，拿来看看。我说已寄往出版社了，请出版社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再行修改。王克明一听发火啦：“什么，这么大的事你也不汇报不请示就擅自作主直接把稿寄走啦？我们要审查，审查后同意你寄，你才寄。”我说：“科长，这是文学作品，文责自负，与部队领导无关。经出版社审查有多大的问题都由我这个作者承担。当然，领导要审查我欢迎，但这书稿洋洋百万字，你有时间审阅吗？”王克明说：“不行，一定要审查。我不懂文学，也没时间审阅，但一定要请师政治处审查！”当即派老参谋石钟才赶往云南人民出版社截回来。次日清晨，书稿刚送达出版社就被石钟才按科长的命令截了回来。书稿被截回后交师政治处，政治处又将书稿转送给十四军政治部。十四军政治部抽组五人组成审查组对《春日融融》这部百万字的书稿进行审查，历时八个月，尔后审查组与我交谈了半天，在充分肯定书稿文学成功之处的前提下，提了三点修改意见和建议：一、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书稿主要内容反映的却是知识青年到部队锻炼成长，写的是现实，现实就要突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要写与走资派的斗争，书中没有这方面内容，要改过来。二、现实生活特别是部队，政治性很强，现实生活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前是林彪反动路线的斗争，书中没这方面的内容，要加上，在塑造主人公时要突出这方面的内容。三、作为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讲正气、讲光明、积极向上的，我们的战士一腔热血是争做支左、支工、支农的排头兵，谈情说爱是低沉的庸俗的，书中不能出现谈情说爱的内容，这方面的情节要删除。把这三点改好了，这部书就成功了。

    显然，这三点不是小改而是大改，是作者不能接受的。作者写文章、专着的创作意图、主旨自然有自己的主见，怎能受他人驾驭？我明里含糊应诺，实际上就这样搁置着，我不想改，也不愿改。作品能否出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磨练了自己的写作能力，我把这部原始稿留作纪念，就这样摆了下来。在这年里，我付出了精神和肉体的沉重代价，体重减了八斤，而作品却被扼杀在摇篮里，岂不令我痛心疾首！作品未问世，并不等于失败，只能说是创作生涯的一次尝试，一次创举，对文学水平的一次自我检验。我也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我自认为那是自己创作实践的一次冒险、大胆而有意义的尝试，一次重要记录。我把书稿永久保存下来。这次创举丰富了知识，积累了经验，为将来的成功创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节  坚定信仰

    那阵子，部队正在贯彻执行毛泽东“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指示，掀起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高潮。中央军委、昆明军区、十四军军部各级都相继选编下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一书，并组成讲师团队下来讲解，部队集中时间“天天读”就读这些书。我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阅读这些书，对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论列宁主义基础》、《哥达纲领批判》等，以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进行多次通读，又对《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对本本主义》、《论十大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等重点文章进行了精读，的确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由此奠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对毛泽东的崇拜！

    军务科长王克明口头上夸奖我文化功底深厚，对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学的深透，能够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内心却因我对他的几次顶撞觉得别扭。当时部队正顺应全国“批林批孔，开展儒法斗争史教育”浪潮，王克明科长以我口才好，文化水平高，接受光荣任务最合适为由，把我派到步兵125团驻地思茅去搞“批林批孔”试点，让我给部队讲儒法斗争史。我到思茅是故地重游，在思茅，我以当时仅能买到的一部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为蓝本，进行深读细读，系统运用，这样一来与其说讲儒法斗争史，不如说是重温中国通史，展示才干的好机会。我过去读书时学过中国历史，但学到的只是线条式的知识，这次却是认真系统深刻地学习研究，掌握了较为完整全面的中国历史知识。于是，讲起课来就像讲评书一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通过给125 团的官兵讲中国历史，自己的韬略、知识、军事才干也得到空前提高。

    1974年国庆前夕，我从思茅到昆明的返程途中，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的北京女知青小傅同乘一车。她毕竟是从首都出来的知青，在东风农场几年，社会阅历，见识颇有根底，开朗大方。一路上天南地北，广泛闲聊，畅所欲言，互有好感。这天客车到玉溪站停住用午餐，饭馆人多拥挤，停车吃饭时间仅半小时。小傅请我找个餐桌位置并看守包袱，她去排队买饭票。没想到她在排队时身上钱包被贼偷了，钱包里有随身携带的钱、车票、粮票、通行证全没了，急的直跺脚。时值新中国国庆25周年前夕，进京人口控制很严。据说外地人有通行征还不行，还要副总理签署批准才行。虽说她是回京探亲，不需要副总理审批，但这通行证丢失了就进不了北京车站。她离京五年，若非母亲病危，家里发来加急电报，她还请不准假呢。这下咋办？我素来好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先去买了饭票，劝导安慰她先吃饭，接着请驾驶员和同车旅客帮忙，给予配合，作证。这一车有40来号乘客，仅我一个是当兵的。那时军人在地方威信挺高，受人尊敬，加之我为本车乘客做实事做好事，动员驾驶员把班车开进玉溪县城关派出所，由我承头把这位北京知青在玉溪食馆吃饭失盗被窃的情况讲清楚，同车乘客都去作证，得到城关派出所的认可，当即给小傅开了两张证明：一张是小傅的身份证明，即进京情由的通行证；另一张证明是她被盗窃时身上所带现金、粮票、车票数额，请本人所在单位给予核销补助。班车到达昆明站后，我受小傅请求和同车人的委托，陪同她到云南省农垦总局，为其证实原委，由省农垦总局为她解决了进京探亲的往返车旅费。

随后，我又奉命随师侦察连出征老挝，担任保卫中国工程兵援老修公路的任务。在一次侦察敌特破坏行动中，与国民党残部流窜老挝的胡子兵遭遇，经过激战，歼敌一个班，凯旋撤回国内。

    我从老挝回来后，转眼到了秋冬，到文山州参加了第十四集团军举行的平远地区陆空联合作战攻防战役战术军事演习，从单兵作战攻防训练，构筑掩体、战壕、猫耳洞、地道工事，射击、冲刺、格斗、拼搏，摸爬滚打开始；到步兵营的战斗战役到陆军加强师陆空联合作战的多兵种，各种火力配备的现代化作战军事演习；战役、战略计划的制定、部署、实施；继而深入中越边境的河口、马关、西畴、麻粟坡等边境县地哨所、军事基地、永久工事布防、坑道构筑和作战训练。使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为一个解放军战士，从战士到熟练的初级作战指挥员，再到展示雄才大略文武双全的中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尝试。

    一天，我与副科长李仁陪同师长王月才去师直高炮营指导士兵搞对空射击训练，营部派两个河南新兵实施操作，主要目的是让炮弹在空中最高点爆炸，而不是落下来才爆炸。训练分三个过程，一是发射原炮弹，炮弹发射出去升空到最高点又落下爆炸，这期间炮弹运行是个弧形，测出弧形最高点与地面的距离；二是按照这个弧形最高点的距离，计算出炮弹引信在空中爆炸的长度；三是将引信剪短，设置到最精确程度。炮弹在空中最高点爆炸，这是用来对空射击，打飞机。两个新兵用六零炮进行试验，打出第一发炮弹，落地爆炸；第二发将引信剪短，稍微偏长，炮弹在空中从最高点降下一段距离爆炸；两个新兵将第三发炮弹引信再剪短，再发射。没想到出了意外，引信过短，只听得“嘭”一声巨响，炮弹在炮膛中爆炸，炮管炸碎，两个新兵血肉横飞，尸骨无存，炮毁人亡。侥幸的是我和李仁副科长与师长王月才的指挥位置在坎下，离重炮位置仅二米距离，也许是菩萨保佑，命不该绝，这三人竟安然无恙。

第六节  刚直不阿

    那几年，由于地方没招工或招工较少，知识青年就业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加之实行军队支“左”，军事管制，军队在地方活动频繁，拥军优属活动一浪高过一浪，部队在地方声望很高，享有绝对优势，好多适龄青年及其亲属都想方设法巴结部队领导，都要求到部队去“镀金”，自然而然地滋生并助长了不正之风，以致走后门当兵的现象比较突出。中央军委三令五申，严禁后门兵，但始终禁而不止。我搞军事实力统计，这后门兵就是个头痛问题。崔保平副师长提升为师长时，从东川支“左”前线撤回来，有五个姑娘跟着撵来当兵，劝不走，崔保平师长只好把她们安置在师直机关卫生队当兵。为避免上级检查通报批评，我按科长王克明的分付，不显示增加兵员人数，用死亡（事故亡、病亡）、病人入院、退伍、外出学习等项目的人数来调整平衡。每次上报军部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一致，每年都有后门兵，上报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都采用这种方法处理。一个师辖三个团、三个独立营、师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三部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共计5000多人，像这种5至10 个后门兵，是较容易混过去的。10个以上就难办了。因死亡、因病住院、外出学习人员是有实际名单的，成批退伍人数是上级确定的，只有多退的隐瞒不报。这种弄虚作假行为，我感到非常恼火，但领导要我这样做，也没办法，只得抹着良心去做了。那时的后门兵，有的是中高层干部亲戚的子女；有的是地方造反派头目的子女；有的是城市知识青年，不愿上山下乡就到部队“接受再教育”。有一年，后门兵有32个，无法瞒天过海，只有填写好名单如实上报，师部报到军部，军部报到军区，军区报到总参、总政，再报到军委，这种逐级上报是逐级核实的。32个后门兵，中央军委发一个通报，点名批评，师长政委就得作检查，受批评。这个检查报告当然不是师长政委亲自写，而是由军务科代写，但必须由师长政委署名上报。师长政委就来责怪、奚落军务科、组织科不会办事，不会把关，给领导找麻烦。从中央军委起下至军师团各级天天在讲要抵制和反对各种不正之风，自己又阳奉阴违，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刮不正之风，被上面发现要进行查处了，又来怪下面办事人员不会办事。这种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在兹生蔓延，确实让办具体事的人为难，头疼。

1975年春，我在昆明八公里兵站负责退伍补兵调运车皮，运送复员退伍老兵，车辆很紧张，一般人临时乘车，很难弄到车票，尤其是长途卧铺票。我总是热情接待，尽可能提供方便。一天傍晚，总后勤部的直属单位22分部的一位女兵找到我，说是急着去桂林军医学校学习，特地请我弄张去桂林的卧铺票。我把她领到南窑火车站军代处，想方设法找到一张临时去桂林的卧铺票。

    我自小就受到严格的传统礼教的熏淘，心地善良而纯净。我秉性浑厚淳朴，心地踏实，往往第一印象就给人好感。我不会逢场作戏。我恪守爱情专一的信条，温然处世，恭兼待人，严于律己，六根清净。一身正气，光明磊落。这年第一季度军实力统计时，一次统计就查到后门兵比上年多了一倍多，这样大的数量根本无法调节隐瞒过去。我和组织科搞政治实力的吴干事商量怎么办，吴干事与我有同感，意见一致，如实上报。吴干事立即请示组织科科长和尚武，和科长一身正气，刚直不阿，说这么多的后门兵，不正之风刮得这么大，了不得，报！他坚决支持吴干事如实上报。我填好后门兵名单，送给军务科长王克明审阅，说到这么大的数字无法调节，无法瞒天过海，组织科的意见是如实上报。王克明科长先是不让上报，后经组织科和尚武科长动员耐心说服，并表明坚决态度，再经一昼夜的考虑，教我直接向师长王月才汇报，按王师长的决定办。我去找王月才师长，军事实力报表有好几张，加之退伍补兵、事故死亡、伤残住院、调动、外出学习等项，名单有好厚一本，王月才师长随便翻翻，问道都统计准确了吗，回答：准确。王师长又问你们王科长核实过吗？我回答“王科长核实了。”王月才师长说：“那就好，报吧。”这样，就如实上报了。时隔半月，中央军委一个通报，责令师长王月才、政委张耀水就这后门兵的问题作出深刻检查，一定要严肃认真，不得文过饰非。政委张耀水在北京学习，不知此事，王月才师长则大发雷霆。说简良开、吴干事这两个人搞球不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组织无纪律乱报军事、政治实力，要给予处分。组织科长和尚武在王月才面前据理力争，认为办事人员做的对，没有错，不能给处分。王月才无话可说，但心里不舒服，要出那口气，仍认为吴干事在机关不行，尤其是组织科，叫他下连队去。和尚武科长作了妥协，就把吴干事放到高炮营去担任副指导员。军事实力是王月才师长确实审阅过的，在事实面前他无话可说。所以抓不到我的鞭子，我才没受影响，工作没有变动。军务科长王克明和副科长李仁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为师领导撰写“深刻检讨”。

第七节 迎险而上

    1975年1月1日，元旦，过新年，部队放假一天。这天早上，吃过早点，我们军务科的几个战友一起在南湖边的师司令部营房宿舍里玩卜克，聊天。宿舍门口有几簇芭蕉林。08：50时，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流弹飞落在营房门前打穿芭蕉叶，大伙惊愕了。同时，师部广播响了，发出紧急通知，外出的赶紧回来，在家的一律不准外出，全体官兵坚守岗位，原地待命。原来沙甸造反派一大早开出21辆大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人员（他们自称“攻击手”），每车不少于50 人，总数达千余人，抢劫了蒙自县人民武装部弹药仓库，回头占据南湖阵地。这些全副武装人员以南湖一线的树木、凉亭、建筑物作隐蔽物攻打红河州机床厂，两派武斗聚然升级。陆军第42师师部与红河州机床厂都在南湖南侧，相距不到五百米，中间夹着个高炮65师师部。据说，沙甸造反派攻打红河州机床厂的理由是，红河州机床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原是从陆军第13军38师高炮独立营营长转业的，这位营长在支“左”期间对沙甸回民曾有过激言行，民怨较大。这下他们要拼个红五六。红河州机床厂是红河州乃至云南省的重点企业，其基干民兵营训练有素，他们的编制、人员素质和装备都是够强盛完备的。这个民兵营除配有常规的手枪、步枪、冲锋枪、机枪外，特地配有对空射击打飞机的高射机枪两挺，预有准备，严阵以待。机床厂与南湖公路相距三百米，中间是一片开阔地。因是隆冬，地里没有庄稼，是片纯粹空旷的荒野，没有任何掩蔽物。战斗打响，红河州机床厂民兵就用高射机枪平射，封锁这片开阔地，沙甸造反派寸步难行，无法越过公路，更不可能进入开阔地。红河州机床厂民兵严格听从省地革委会和42师的指挥，不随便开枪，只阻止沙甸造反派的进攻，并不主动扫射或出击。一旦沙甸造反派向他们开火，并向公路和开阔地冒进才开枪扫射拦截。为确保机床厂全体工人及其家属的生命安全，只留72个民兵守住阵地，其余人员全部转移。42师师长王月才率员进入观察哨守候着，只要上峰一声令下，立即采取强制措施，制止武斗，平息事态。战火从早上08：50打响到晚上20：50熄火，足足僵峙12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高炮65师政治处宣传干事在下午四时上礼堂顶部架高音喇叭，宣传中央关于两派立即停止武斗，主要头目上北京开会，办学习班，协商解决问题的紧急通知，而被乱枪打死。42师司令部机关官兵在吃晚饭时，乱枪流弹落在部队饭堂的汤盆里，弄得吃饭都不得安宁。

    沙甸造成反派在蒙自街上到处设有岗哨。他们明言“三不打”：当兵的不打，老弱病残的不打，与他们无仇的不打。

时值部队冬季征兵高峰期，那天清晨，昆明军区军务部来电话说从四川资阳征来补充给42师的新兵列车，早上8点已离开昆明开往蒙自。昆明至蒙自250公里，慢车也就6个小时可到达，只因沿途造反派发生武斗，列车行程受阻，开开停停。蒙自又发生枪战，直至深夜12时，即次日凌晨零时，列车方进入蒙自坝。列车鸣号，很远就能听到。可是，蒙自火车站已被造反派占据，列车进不了站。而42师司令部只能到火车站去找接新兵，原先老革命安福祥副参谋长说要亲自出马，临时要走又叫肚子疼去不了，由我和陈安全接受任务去辛苦一趟。我和陈安全两位参谋为以防意外发生枪战，每人别两支手枪，子弹满匣，另带六匣子弹，这才向火车站行进。因是农历冬月十九日，晴朗的夜空，月亮升起有两竹杆高了，月明星稀，沿途虽没有路灯，也不算很黑暗。夜很静，很静，人们都心惊胆颤地卷缩在屋里，谁敢出门？加之夜半三更。薄云满苍穹，青辉洒夜空，宁静朦胧夜，阴森又恐怖。

    沙甸造反派说过“三不打”，地方民兵或造反派当然不会做与部队不利的事。我与陈安全快接近火车站时边走边大声说话，提醒占据火车站的造反派注意有人来了，是当兵的，以免对方发生误会，开枪误伤无辜。从环城东路进火车站约50米距离的出口大道，可双车并行。到转拐进入火车站路口，我与陈安全一边大声说话，一边分开观察选择隐蔽物，以便防身。正在这时，驻守火车站大门的执勤人员立即稀里华啦扳动枪机，呼喝道：“什么人，干什么的？”不知有多少人把枪口对准我们二人。我俩机警地分开各走东西两侧，我寻到一堆煤，陈参谋则以一堆废机器作掩护，立即答话：“当兵的，来火车站接新兵！”

    “哪个部队？”

    “0281部队司令部！”0281即陆军第42师的代号。

    “没有新兵！”对方恶狠狠地说。“不对，”我反驳道“军部与我们联系了，新兵列车从开远出发后即与鸡街联系。半小时前鸡街火车站军代处来电话说新兵已离开鸡街，很快就进蒙自火车站了。刚才列车鸣号，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才特地来接新兵的。”

    稍事沉静，对方答到：“你们过来一个。”

    我与陈参谋商量了一下，便淡然自若地走了过去。

    好家伙，火车出站口被沙袋堵的严严实实，中间只留30 厘米的空间可容一人出进，两条汉子荷枪实弹地守着。两支冲锋枪对准我的胸堂，手指握住板机，万一走火，岂不把我打成窟窿？

    在这生死关头，我没有畏惧，没有惊骇，而显得平静自如，面不变色心不跳。我很清楚，在这个时候你想什么都没有用，胆小、怕事、畏缩，只会葬送自己，只要一颤抖，对方的枪就响啦！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当然可能会死于乱枪之下，死的冤枉，在那种场合，我把死神看的那么轻淡，那么随便，无所谓。凭着月光，我只看见几个人的模糊面孔，我坦然镇定地问道：“你们是火车站的民兵，还是……”

    “火车站执勤民兵，你是哪个部队的？”说话间对方仍然手握着板机，枪口对准胸堂。既是护站执勤民兵，不会对当兵的不利，或许因是非常时刻，恐怕有诈，不敢大意？高度警惕是必要的，可以理解。

    “当然，我是0281部队司令部的。”我侃切地说。

    对方也确实看清了我，是当兵的，口气有些缓和，其中一个说道：“你真是0281部队司令部的？请稍等。”随即转身进去向他们的头目报告，那头目拿手电对着我仔细照了照，认定确是当兵的，才叫手下人移开枪口，使一触即发的弦松弛下来，说了实话：“你们的新兵确实到了，可没有进站又倒了回去。”

    “倒出去多远啦？”我迫不及待地问。

    “在离站一华里的地方停住了。”

    “那好吧。我们马上派汽车来接。请记住，我们派来的是六辆解放牌卡车，从北面进站，千万别出岔，啊！”

    我把事情办妥，与陈安全一道返回师部，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回想起来，这次夜闯火车站，毫发直立，全身冒冷汗。如果真的有人枪走火，我还有命吗？虽然是因公殉职，却也死于非命，是误伤，惨死，并不壮烈，即使追认为烈士又怎么样？当然，人总是要死的，死因各种各样，这种死法算什么？值吗？总的说来还是苍天有眼，又一次保佑了我。谁说和平时期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枪林弹雨？没有弥漫硝烟？不过不是大部，更不是全局，只是茶杯里的风波。然而，茶杯里的风波也毕竟是风波啊！

    沙甸造反派与红河州机床厂头头在京学习班，未能和解，以破裂告终。时任中央主要领导的王洪文副主席当场拍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决不允许有独立王国存在！”于是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部署，一场平息沙甸叛乱的战役，在7月28日凌晨打响。沙甸激战的枪炮声给共和国上空罩上了一缕浓烟弥雾。这场平叛战役进行了七天，最后这天即在8月4 日下午，昆明军区动用了 “150”流弹炮和火焰喷射器，将穿方寨夷为平地。这次事件称为“沙甸平乱”，时间不长，但浓烟的消散却异常缓慢。

    我在这场不愉快的流血事件中是局外人，但耳闻目睹，一切了如指掌。胸中似捣翻了五味散。

    同年冬天，蒙自坝下着鹅毛大雪。蒙自是亚热带地区，一般不会下雪，据说是六十年来的第一场大雪。天气格外寒冷。那时，沙甸平息后，由工程兵和各个部队联合重建沙甸新村，大量土建工程由各个部队实施，机械工程由工程兵负责实施。一天下午，实施土建的125团机枪连士兵在下面铲土，两个河南籍新兵刨土时刨到一发未爆炸的炮弹（哑弹），恰好被在平墙上舂墙的副班长看见，感到新奇，叫那新兵把炮弹拿来看看。随即班长看见了就说不能再传看了，赶紧把炮弹妥善保管好，歇工后交给连里处理。副班长将哑弹抱着轻轻放在平墙上。谁知副班长把哑弹放到平墙上时触着引信，哑弹爆炸，在工地上施工的士兵和老百姓当场被炸死三人，伤五人。其中士兵死二人、伤三人；回民死一人，伤二人。事故发生后，司令部立即派陈安全和我两位参谋前去处理这起事故。我们冒着风雪严寒，骑着摩托车从师部出发，赶到现场已是凌晨零点。我们勘察完现场，又去查验一个个死者的伤势，慰问部队，安抚老百姓及其死者家属。整整熬了三天三夜，那场景真是惨不忍睹。

    这是我在部队服役期间处理的最后一起重大事故，也是我站的最后一班岗。事故善后处理得很成功，未留后遗症，部队领导和死伤者家属及沙甸回民都满意。但那血淋淋的现场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我常常在睡梦中被血肉横飞的惨状惊醒。

那是真实，也是梦，真实在梦中再现，梦又加深真实的印象。

第八节  解甲荣归

    1975年10月，我到文山州参加了第14集团军举行的平远地区陆空联合作战攻防战役战术军事演习，从单兵作战攻防训练，构筑掩体、战壕、猫耳洞、地道工事，射击、冲刺、格斗、拼搏，摸爬滚打开始；到步兵营的战斗战役到陆军加强师、团的陆空联合作战的多兵种，各种火力配备的现代化作战军事演习，战役、战术、战略计划的制定、部署、实施；继而深入中越边境的河口、马关、西畴、麻粟坡等边境县地哨所、军事基地、永久工事布防、坑道构筑和作战训练。使我品味到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为一个解放军战士，从战士到熟练的初级作战指挥员，再到展示雄才大略，文武双全的中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尝试。

    1976年初，中央军委作出对部队精简整编的重大决策，一大批军队干部作退休、退伍、转业安置。2月18日，听了师政委张耀水的传达和动员报告，下来后军务科进行深入讨论，自我表态。全体人员作了合影纪念，参与合影人员有：司令部张天保副参谋长、王克明科长、彭连生新任科长、罗敦厚副科长、秦其厚协理员、参谋石钟才、谢玉忠、谢才书、朱天荣、杜加伦、简良开、龙再富；打字员袁先加、赵尚柱。

    我从军时24岁，本已超龄，在部队整整八年，现已32岁，按照部队规定，无望再留了。从军八年间，我基本上是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的，在步兵连八个月的锻炼就调到师部当打字员，服役两年入党，提干，从发表处女作到写出百万字的长篇巨著，积淀了深厚的文笔底蕴，军事上经过多次各种严格训练，炼就了一身过硬的军事技能，算是文武双全。虽然没有显赫军功，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留下引以为自豪的足迹，懂得了做人的根本哲理，学到了立身处世的过硬本领。我感谢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大学校把我从一个贫寒农家子弟培养成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把我从迷茫、困惑中解脱出来，走上了生命的坦途，为实现人生价值铺平了道路，成为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生命不止，耕耘不停的开拓型人物。我感到满足，该退出现役了。于是我提出转业申请，组织上同意我的申请，派师司令部党委委员作训科长永胜人苏舜天找我谈话，我很通态，就一个条件转业回永胜。我想到家中体弱多病的岳母，因其亲生儿子简良祥在外地工作，而自己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孩日夜操劳，既要忙于工作又要操持家务的困境，我尊重妻子意见，要求转业回家。本来部队一再动员我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安排。因我在转业人员中有文化，年富力强者，是适合挑重担的精英人才，转业要服从国家需要，听从组织的统一安排。组织上有意要把我安置在国家重点建设的地方去挑重担。几经动员，我一口咬定不到外地工作，就是要回永胜。原军务科保密员后提升为组织科干事的熊兆龙，代表组织六次找我商榷，要把家属档案迁出，跟我一起另作安置，但我要回永胜的观念始终如一不松口，组织上没法，只好尊重我，同意了我的请求。

    军人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聚汇在这所大学校，大学校把我们培养成为共和国的有用之材，战友情，深似海，重如山。

    1976年3月下旬，我怀着对培养造就我走上自立自强，千锤百炼，铸造成锤不偏，拧不弯，压不垮的铮铮铁汉的大学校的深深眷恋，满载着战友们的深情厚谊，挥洒着军人风姿雄态，解甲回归，转业到地方了。

    做人忠孝不能两全，像我这样的人物在忠孝面前一般选择前者，以示气质和胸怀；我却选择了后者，没有回到生我养我的第一故乡，没有回到父母身旁，为了照顾岳母和家庭，我来到了妻子这边。滇西北高原腹心之地永胜县成了我的落脚之地、第二故乡，成了我的归宿。我的这一抉择也许不明智，甚至是失策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我动机虽好，结果适得其反，好心不一定有好报。但在当时情势下我别无选择，毕竟是肉眼凡胎，缺乏先见之明。世间没有后悔药哦！

    我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不该失去的，终究没能获得摆脱困境的良机，我一生都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默默地吞着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