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良开先生自传《成就梦想》--连载（8）第 一 部 不忘初心 铭记乡愁（第五章）

简恩承

     1960年离开少年先锋队留念


   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留念

第五章  步履坚实  足迹显影

    1976年是中国农历丙辰年（龙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无论社会与自然都是少有的大事频发、是天崩地裂，惊心动魄的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灾难深重：三位伟人相继逝世；东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等等。同时也是物极必反，灾难到头，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是历史大转折开始的一年，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结束了十年浩劫。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我在人民解放军大学校熔炼八年，算是一帆风顺，心想事成的人生坦途：而转业回到永胜起的后半生，屡历坎坷波折，饱尝酸涩苦辣。1976年 “文革”告终，也是社会和家庭多事难熬的日子，我就处在内外交困之中。

第一节  旗帜鲜明

    我在部队时曾经是打字员，转业到永胜，组织部安排给我的是县委会打字员，岗位的转换，职业的变更，由军队干部变为普通工作人员，我没有二话，没有讲过任何条件。我本来是4月1 日上班的，但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彭国卿找到我，说工作忙，要提前上班，请我鉴谅。3月28日，就在我回到家的第三天，就上班去了。

    “文革”期间，地方上由“军管会”取代原来的党委、政府，尔后又取消军管会，由“三结合”的革委会筹备组取代，再由革命委员会取代。“三结合”的革委会筹备组不是指干部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的三结合。这种结合从道理上讲应当是严格有效的，但事实上好多地方的这种“三结合”是散的，各怀异心，貌合神离，勾心斗角，各自为阵，各行其是，互相扯皮，互相拆台。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几年，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不尽如意。军代表原是“支左”，要求对几派“一碗水端平”，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端平，不倒向“保守派”就倾向“造反派”，骑墙中立是不存在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又无明确界限，只不过对人对事对形势的观点、看法和做法的不同；老干部是受批斗的，在领导班子里往往有名无实，有职无权，说话做事可算数也可不算数。因此，社会秩序依然是乱哄哄的。后来，军代表撤走了，由老干部和造反派共同执政，主要又由老干部拍板，老干部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造反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由于各个组织的主旨、性质、任务、观点、做法的分歧，很难坐拢，坐拢也是互相横目冷对或怒气冲冲，联合是暂时的。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随之而来的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以及清明节事件活动的风波席卷全国。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两个重大决定：一，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全国掀起“批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两派斗争再次掀起高潮。各地帮派的活动，派性斗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县里，帮派形成强大的恶势力，成天价逼着县委领导“转弯”，他们冲机关，砸办公室，把个政府大院闹得乌烟瘴气。为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工作和社会秩序，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我挺身而出与同仁们一起坚决抵制帮派恶势力的嚣张气焰，与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与我并肩作战最得力的有称为“老庚”（同年生）的上海人在浙江大学财经系毕业支边、县粮食局主办会计的金人庆。金人庆后来相继选拔为代县长、丽江地区副专员、云南省副省长、国家财政部部长等职。县委、县革委大院的曾必孟、刘荣勋、罗昆娥、彭秀兰、杨秀清；邮政局的和作伟、刘立尧、梁文锦、曾发清，各单位的姜永昌、姜恒昌、管鲍、肖如意、周开运等等。

    八年前，我在给人们留下良好印象。八年后人们对我亦不陌生。在民间，形成了众志成城的营垒，强有力的正能量，震慑着帮派势力。

    7月6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开国元勋朱德逝世。“四人帮”和下面的帮派势力活动猖獗。

    是月，永胜刮起批判“右倾翻案风”、反“复辟”、反“回潮”风，党政机关再次受到冲击，县委组织部、落实政策办公室、阶级复查办公室和商业局的档案被查封，一批干部又被罗列种种罪名受到批判。县委副书记宋建林被揪到十字街批斗、体罚，被打伤。帮派势力的不法行为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一天深夜，帮派势力先在政府大院搞“打砸抢”，抢了组织部的档案室，打伤两名工作人员，接着涌到县医院把正在县医院住院挂针输液的县委书记和仕良揪起来批斗。一般人都关门闭户，躲在屋里不敢吭气，我和带几个骨干带着敢于与邪恶作斗争的人们，犹如神兵天降，冲进医院病房把和仕良保护起来。护士急忙扶和仕良躺下，继续输液。帮派头目正想发威作恶，突然，院子里发出山摇地动般的怒吼：“有种的就站出来！”

       帮派头目大吃一惊，回头一看院子里黑压压的一大片，吓的他全身直冒冷汗。如果这伙人动起手来，他们几个小爬虫岂不被掐成肉泥？

      众目睽睽之下，帮派头目一伙不敢再声张，一个个面红耳赤，灰溜溜而去。院子里爆发出一场胜利者的畅笑……

      随后，永胜县委书记和仕良经常把我带在身边，我遵照县委的意图起草了相当数量的领导讲话稿、宣传材料、专题材料，对维护全县社会治安，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工作秩序，揭露帮派势力的卑劣行径，唤起人们的斗志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正义力量与帮派势力的斗争处于僵持阶段。正义力量要坚守岗位，正常上班、生产，利用业余时间来维护社会秩序，全都是业余的，自觉自愿的，无任何报酬。

      8月8日，帮派势力在丽江冲击地委机关，批斗地委书记祁永盛，制造了“8·8”事件。消息传来，群情沸腾，怨声载道，人们摩拳擦掌，怒不可遏，争相奋勇，开展声援行动，声援地委行署，要到丽江与帮派头目们讨个说法。时任县供销社主任的姜永昌调集车辆，召集了百余名骨干乘两辆卡车前往丽江与他们对抗的声援队伍。金人庆、姜恒昌和我等人参加了队伍。丽江地委、行署担忧事情闹大，先安排邦派人员躲避，帮派势力吓的惊惶失措，只好听从地委行署的安排，慌忙跑到长江第一湾石鼓躲藏起来。声援队伍的卡车经松坪到树底，地委书记祁永盛、行署专员张经学等地区领导则已在树底等着，拦截，劝阻。我们在树底住了一夜，次日去到丽江，与地委交谈。金人庆代表声援队伍，代表正义力量发言，明确表示声张正义，支持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与帮派势力及其阴谋诡计作坚决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甘休。说理充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极强，语气铿锵激昂，展现了他惊人的理论水平和才华。隐含将来必定会平步青云，前途无量的兆头。

      9月9日，世纪伟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全党全国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当晚，到地区开会的县委常委星夜赶回永胜，筹备追悼大会。全县各级各单位普设灵堂。各级领导日夜轮班守灵。在吊唁活动中，全县各族人民进取沉浸在极为悲惨之中。18日，县委在民主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同时收听了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实况和华国锋致悼词。“四人帮”与全国各地帮派势力的夺权和全国正义力量反夺权斗争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二节 虚怀若谷

       然而，家庭磨难却使我负重沉荷，难以喘息。

       我转业时是23级，工资56.5元，回到地方是三类地区，月工资一下子降减少11元，仅45.5元。妻子在城关供销社工作，工龄比我多五年，工资却只有35元。收入低，生活水平也低。两个孩子加上岳母，粗茶淡饭，日子还算过得去。我想到自己是父母的唯一依靠，而自己长期不在父母身边，眼下父母双亲都已是七旬老人了。他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苦够了，做儿子的应当尽孝敬义务的时候了，遂把父母双亲从小凉山老家接过来耍一段时间。

      谁知,岳母容不得人，成天垮脸撇嘴,风言风语,尽说难听话.本来她就只管吃现成,却要找话讲,今天说没米下锅了,明天说没柴烧了,后天又讲没钱买菜了……这些话恰被我爹听到，他虽老了，但一生刚烈，骨气最硬，当即喝住儿子：“娃，你吵什么？我这把老骨头还不至于到吃白食的地步。这里不是我们在的地方，我们走！”

      第二天，我爹妈堵气走了！他们来这里还不到10天。我心如刀绞，却又不得不忍气吞声过日子。

      岳母受封建伦理统治很深，重男轻女观念浓厚，全然不顾我的苦心。她要把这个家的全部房地财产留给儿子，不让女儿女婿享受丝毫。我含泪送走父母双亲，满腹忧郁。社会上帮派势力活动又猖狂，打砸抢愈来愈烈，为惩恶扬善，主持正义，我忙的不亦乐乎。岳母享起清福，啥也不做。下午，孙孙们饿了求她生火做饭，她就唬着：“我也病，从来没离过药罐，你们又不是瞎子！去办公室叫你爸爸回来做饭。”

      岳母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当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三年便参加工作，安置在云南省林业工程公司驻攀枝花市格里坪搞汽车修理。因家中仅老娘子一人，要有人照料，又是军人家属。我给永胜县革委来信提出请求。县革委重视“拥军优属”，满足我们的要求，将妻子从金江供销社调回县城，安置在城关供销社。我原来就尊重妻子的意见一心一意回来工作，孝敬老娘子。但老娘子不服人尊敬，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禁固着她的头脑。她靠我们夫妇赡养却不让我们在家住，想方设法要把我们赶出家门。

      我整天忙内忙外，忙的晕头转向。忙外是为全县大局，维护县委政府的工作能够正常运转，揭露帮派势力制造混乱，乘乱夺权的阴谋；对内是应付岳母的没完没了的吵闹，妻子体质本来就单薄，又怀上第三胎，也就愈来愈弱，一直靠中草药养着。岳母吃现成，我再苦再累也甘愿奉养，只要她不胡搅蛮缠也就罢了。她却不然，每顿吃饭一端碗就冷言冷语，要么饭煮硬了，吃了胃痛；要么菜炒过火了，或者盐味重了；吃火腿肉起火，鸡肉逗风寒，鸽子肉造热……翻来覆去都是她才有道理，照她说法吃啥都有问题，但她啥都吃得起，说的难听，吃起来不见得不可口。

      我硬着头皮听着，任随她唠叨。她以为我是憨姑爷，软弱好欺，提寸进尺，口嘴日趋明朗化。

      4月8日，爆发了第一场“内战”。岳母说：“人家的汉子讨了婆娘自立成家，哪像你连痴子都不如，老娘养成了姑娘不能再养姑爷。有屄本事的把婆娘带走。这房子是我儿子的，你别想在老娘头上打馊主意。” “妈，你说话可得思量思量。不是我希罕这点破房子，只是我们走了谁来照应你？你若把弟弟调回来我就走。我的父母双亲还望着我呢。我转业之所以要回来这里，不就是为了你吗？”

       四邻街坊素知她的性格，人们都说“缠不清”，只好反过来劝我：“你是国家干部，知书达理，心胸开阔，别跟她一般见识，你自个让开些算了。”

      这种吵闹逐步发展扩大加剧，以至引发她成天叫骂，先在家里吵，继而发展到大街上吵，在街上吵她就把我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信口开河，无中生有，对我进行任意诬陷诽谤。她多次去县委大院吵闹，并直接质问县纪委书记余树杰为什么不处理简良开。县纪委书记余树杰对我的情况非常熟悉，就问她，简良开犯了哪样错误，为什么要处理他，要拿出证据，说清理由。她说不出来，又跑到县妇联主席毛有光那里说，那所房子是祖传的，只能是儿子享有，女儿女婿无权分享。毛有光告诉她，现在是新社会，讲男女平等，儿子姑娘都有同等权利分享。

       这样纠缠了同个月，到10月7日中午，恰好我下班回来在街上碰到岳母，岳母在街上先是指着我大骂，我不理她，只管自己走自己的路。她有意识地要把我弄个“臭名昭著”。她越骂越起劲，在大街上大显丈母娘的威风，让我出丑，摔手就掴了我两耳光，“呸！”一泡口水喷在我脸上，洋洋得意：“你敢惹老娘！” 尽管她是众所周知的难缠的泼妇，但经她这样一吵一闹一打一表演，必然给我的前途蒙上阴影。我的精神遭受沉重打击，仕途更加暗淡，有多大的才干也无出头之日。

      我抹抹被打的脸颊，瞪了一眼，依然未理她，对着看热闹的街坊邻居说道：“大爹大妈、叔叔阿姨们、乡亲们，你们都亲眼看见了，这就是丈母娘对待憨姑爷的拿手好戏。至于我是不是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大伙耳闻目睹，自然明白，事实自有公证。”说完，转身回家。

      这天夜里，岳母闹了一个通宵，抱石头砸我们夫妇的卧室房门，硬要把我这家子撵出门去，闹的左邻右舍不得安宁 。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担忧的是行将临月而卧病在床的妻子的安危。我七岁的女儿传颖听不过去，几次起来要去跟奶奶对嘴，被我拦住；三岁的男童传宗在熟睡中被吵醒，吼了起来：“奶奶，你疯啦……”我赶紧把儿子的嘴捂住，教他别出声。这夜，一家子都无法合眼。

       由于岳母无休止的吵闹，这个家确实无法呆下去了。

       翌日，妻子对我说：“我临月的日子快到了，若这样下去我这条命恐怕保不住。老的无情，也怪不得我们无义，赶紧想办法搬出去让她。”

       我们患难夫妻，情深谊重，相敬如宾，我对她百般依顺。她这样说，我当即进县委会商量，单位十分同情我的处境，虽然住房很紧，却也腾了一间12平方米房间给我。当天下午，我请来岳母所在单位的领导和职工代表、她的后（娘）家明白人魏章作证。在众人左说右劝都无效的情况下，大家不得已饱含热泪看着我一家扫地出门，那场景十分凄凉而感人。我们一家搬到县委大院去了。我们夫妻俩收入不高，全顾了家庭，几乎未购置什么家具，我从部队转业时带回两个木箱，其中一个是装机枪的长箱，一个是部队上处理给转业干部出6元钱买的方箱；妻子找来两个纸盒子就把全部家当装完了；再就是一张古老的小木床，全部家当就只一手推车。

       我们负气搬进县委大院一个星期，第三个孩子问世了。岳母把我们一家撵出去的第三天，又撵上门去吵闹。一逼房租，说我们住了几个月，不能白住，要交出房租费；二要我们付出她的生活费，她坦白，她有儿有女，但只能靠女儿女婿侍奉她。

       房租费之说不成立，生活费的事自然是我们包了。我经常叫大女儿传颖去陪伴她，在她身边照料她。稍稍不舒服，就照护她去看医生；生活上的开支全由我包揽。民间有句俗语“臭鼻子割不掉”。

第三节  阳光普照

       10月6日晚，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还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

       10月7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粉碎“四人帮”消息虽然尚处高层秘密，但大快人心，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县一级很快就知道了这一信息。

       10月17日清晨，我护送行将临产的妻子到县医院。因当时是地震过后，人们都住在防震棚里，按医生吩咐，我刚把妻子安置在医院妇产科病床上，洋水即破，婴儿哇哇坠地，我们的小女儿传倩来到世间。妇产科护士卜金秀忙着护理产妇，我急忙回家做早餐，照料长女上小学和小儿子传宗起床、穿载，进幼儿园。当我拎着茶箩上街买菜时，遇到在邮政局工作的好友梁文锦先生。

       梁文锦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振奋人心好消息“四人帮”倒台啦！在这半年时间里我积极参与广大干部群众和帮派势力作斗争，深得大众的拥护和爱戴，人们遇事都来找我商量。我问梁文锦消息是否准确，回答是肯定的，而且何作伟、刘立尧、金人庆都已知道了。我说看报纸，听广播，已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为时不远。现在这天终于迎来啦，云开雾散见太阳的日子到啦。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告诉梁文锦：“这是大快人心的事，快通知各单位坚持正义的同仁们刷标语，大张旗鼓宣传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庆祝人民的胜利！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英明果断抉择！”“何作伟、刘立尧他们也是这以说，这以做的。可是，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这一消息，又有点犯难。”梁文锦忧豫地说，“是不是先等一下看看？”“这种大事，官方公布会有个过程，不过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大胆干吧。‘四人帮’倒行逆施，世人怨声载道，早该倒台，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拥护，政界必然支持。民间行为先走一步，政界是会默许的。告诉何作伟、刘立尧他们大胆放心干吧。”我给梁文锦出点子，让他转告相关负责人。接着，我立即回头去向县委书记和仕良作了汇报，得到和仕良的默许。和仕良同时召集县委常委开紧急会议，对中央粉碎“四人帮”吹了风，分析估计了整个形势，研究对帮派势力应采取的措施，从各方面作了安排部署。由于掌握了主动权，有效避免了意外事件的发生，确保了社会的稳定。这天，滇西北高原腹心地带，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打倒‘四人帮’，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的大幅标语，在几个小时之间，遍布永胜城区。人们在欢呼，惊骇，置疑中度过，持什么态度的人都有。

       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各地电台、报纸公布了这一震惊世界的大喜事。全县城乡各地遍布“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打倒‘四人帮’！”的大幅标语，数十万人震动了，近五千平方公里的大地沸腾了。10月23日，永胜县委在民主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传过中央（1976）16号档，欢庆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24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永胜县全县组织收听北京粉碎“四人帮”和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的大会实况。

       人们不得不叹服17日活动的组织指挥者的雄才大略、大智大勇的卓越见识和魄力。组织指挥这次神秘大行动的几个首要人物却鲜为人知。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深悟历史经验，激流勇退，不愿张扬自己，以至逐渐被人们遗忘。在大好形势下，原来的一些缩头乌龟或变色龙则乘机而入，迫不及待地登场表演，沽名钓誉，高抬自己，大言不惭地称之为“乱世英豪”。

       11月，丽江地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16号档，大揭大批“四人帮”反党罪行的意见》，要求全区广泛开展揭批“四人帮”的反党罪行。11月12日，中共永胜县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如何使用权揭批运动开展起来，深入下去的问题。会议决定先培训骨干，成立揭批查“四人帮”办公室（简称“揭批查”），发动和组织全县干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由县委副书记宋建林主持“揭批查”工作，组织部副部长彭国聊、落实政策办主任余树杰、周天乐、彭秀兰等人和我主持办公室日常事务，由此拉开了揭批查的帷幕。县里举行各种场合“揭批查”动员大会，县委、县革委主要领导和仕良、王俊才、宋建林、李炳、沈锡周、沈钟连等各位领导的重要讲话稿大都出于我的手笔。

     揭批查运动分为三个战役进行。第一个战役：发动全县干部群众联系本县实际，揭批“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和国空权力的反革命罪行。12月，永胜先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县直机关干部会议，并用各种形式举办学习班，开展清查“四人帮”在永胜的帮派活动。在运动中，对说错话，办错事的人，只要求讲清问题，不整材料，不作结论；对问题严重，态度恶劣者，才进行立案审查，分别进行组织处理。

     第二战役：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四人帮”的罪行，肃清其影响，从组织上摧毁资产阶级派性活动的基础。一方面办揭批查学习班，将派性和问题比较严重的人集中起来，组织专门力量清查他们的问题，对重点人物组织项目组，把问题搞清，对其错误言论进行深入彻底批判。另一方面，对全县城乡上下广泛深入开展对“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清除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这一战役从1976年11月开始到1977年7月，县委组织召开了22次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参加人数达530000多人次。全县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三战役：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在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城乡开展“一批双打”（一批是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双打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摧毁“四人帮”的基础。

      1977年 “揭批查”整整进行了一年。在揭批查运动中，全县共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4537期，参加人数263376人次（其中县委主持举办和县直机关单位举办的学习班114期，5945人；各公社举办学习班4423期，257431人次）。

    在这年中我从未休息过一天，对于一个受害的“重灾县”，清查任务之繁重，涉及人物之多，案情之复杂是可想而知的。我一手收集查证整理写完24起重特大案件的资料和清查工作总结。我本着严格执行政策，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首恶分子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辨明是非，又不搞错搞漏一个人，使清查工作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