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18-11-6 1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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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简国志 于 2016-6-29 10:21 编辑
高考、中考结束了,又快到开学季。我想起了我的小学,特记录之,以防老年痴呆症发生,留下遗憾。 一、取名
1976年9月1日,在伟大领袖离开人世的前一个礼拜,我在二哥的带领下,到我们生产队国军兄家里报名上学。国军兄是我们同宗兄长,中学毕业就任民办老师。说是报名,其实我连学名都没有。出生时,父母只给我取了个乳名,叫海猪(因为猪不好听,大人就叫海洲)。为什么取个动物的名字,主要是考虑到好养,希望我们能象动物一样具有超强的抵抗力,不择食,也不容易生病。当时我们同时代小伙伴中有动物名字的,远远不只我一个,什么猫娃儿,马娃儿,羊娃儿,狗娃,骡娃儿等,只要身边有的动物都有这个名。家禽和野兽的名字除外,估计家长怕孩子像家禽一样容易生病或像野兽一样跑出去不回来了。
到了国军兄家里,也就是我们当年要上的“学校”,老师问我叫啥名子,我二哥说不知道。国军兄就当场给我取了现在这个名字。姓是家族定的,永远改变不了,第二个字因为我是男孩,也必须遵从族规也不能变,老师只给取了最后一个字:志。意思是希望我将来要有志气,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不能再这样贫穷下去。
二、“游击学校”和教室
我上小学的六年(二年级留了一级),一共换了六个“学校”,七八个教室。第一个“学校”,就是国军兄的家,教室就是他家的堂屋。由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上世纪人口出生的高峰段,孩子多,大队的小学肯定容纳不了,各生产队就自办学校。我们河丰大队第三生产小队单独设立一个学校。当时,学校除了一个民办老师,几乎没有其他设施。需要投入的,就是生产队请木匠做一个黑板,然后用生产队自己割的土漆一刷,凉干后就能写字了。课桌用生产队那种旧的墙板(夯土墙用的模具),下面砌几块土坯。凳子我们从自家带。印象中,同学们喜欢乱拿凳子,我们放学回家时,就把凳子用草绳背在肩上,第二天再背到学校。由于国军兄家只有一个厕所,男生女生分批上厕所。从那时起,每一个男生就对女生上厕所充满无限好奇。
因为只有一间屋,教室也只能用一间房。当时一间教室里又分五个年级,由前到后共五排。五年级的学生个子高,坐后面,刚上学的坐第一排,按年级依次就坐。老师上课时,一节课只能给一个年级的讲,其他的自习。五个年级,只有一个班长,班长叫王运志,我的名字中最后一个字,可能是借鉴他的名字吧。王运志的父亲是大队书记,书记的儿子当班长,有威信,好管理。那时还好,高年级的不欺负低年级的,不象现在高年级的同学擂肥,向低年级的同学要钱买东西吃。
在老师家读书没几个月,生产队的机器房(以前的柴油机发电房,后来买不起柴油就停了)就腾出来当我们的教室。机器房没有窗户,很阴暗,只有房顶上安的亮瓦(玻璃瓦)作为唯一的光源。
一年级没上几个月,我们的“学校”和教室又搬地方了。这次是把生产队我们叫“大屋窖”地方腾出来,给我们当教室。所谓大屋窖,就是当年储藏红薯种用的温室。冬天的时候,生产队把红薯种选好,统一放到这个屋子。这个屋子,墙体很厚,只有几个很小的窗户,用来调节温度。屋子中间是一个露出地面几十公分的卧式烟囱,用来烧火时散热保温。当时整个屋子都充满一种福尔马林的防腐剂的味道。大屋窖虽然也不好,但离我家近,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可以跑回家拿冷红薯吃。这个“学校”,是我上学生涯中最有优越感的学校,这份优越感就是离家近。后来若干年的时间,我都特别羡慕学校周边的同学,饿了可以回家拿东西吃,渴了,可以回家喝水。
到了二年级,我的“学校”又搬家了,搬到了四队的陈功强家里。这时,三年级以上的都到了村小,只留下我们二年级以下的在这里。学生来源主要是三、四两个生产队的孩子。陈功强家里好像是富农成分,我的印象中,同村的人就他家里的房子最多,三间正房,还有一间横屋。那时住他家的房子,是大队的决定,并不给房租。他当房东最大的好处,就是厕所里的粪多,可以浇菜园。二年级,我们也换老师了。老师也是我同宗兄长叫国保的。国保说是我们同宗,其实他本姓陈,解放初要饭的时候,他和他妈快饿死了,被我同宗远房二伯在路上捡回来的,就姓了我们的姓,当了我远房二伯的养子。到四队上学,我们就苦了,中午不能回家,只能等老师自己做饭吃完了,我们再接着上课,这样一天只吃两顿饭的日子,从三年级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
第二个二年级,我们的学校再次搬家,搬到了四队的队房对岸,我们叫“吊楼子”的屋子。吊楼子下面地势低,用来当牛圈。那时呆在农村,对动物粪便不怎么敏感,即使住在牛圈的二楼,也没有留下粪臭的印象。这时,我的老师又换了,叫唐大坤。唐老师很慈祥,从来不打人,可能与他有三个孩子跟我们同班,父爱在起作用吧。这次搬家后,中午我们可以回家吃饭,比在陈家读书感觉好一些。
三、“游击学校”的几点印象
因为小学二年级之前,我换了五个地点,连学校名字都没有,所以我就称其为“游击学校”。这三年,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件事。
背书。我上学的时候,没有教材,高年级的同学给我们每一个人抄了一份需要背诵的内容。第一个要背诵的当然是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那时连拼音字母都不认得,却让我们背诵这么高难度的语录,老师真够狠心的。反正我为背这个语录,至少用了半个月。因为下的功夫深,所以记忆深。今天,我仍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这段语录。
毛泽东去世。1976年9月10日(毛死的第二天),就在我上学的一周后的一个下午,生产队广播里传来一个非常沉痛的声音: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时刚放学,我们正欢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老师安排后离开学校的同学跑过来叫我们回去,说有紧急情况传达。等我们回到教室,老师的表情十分凝重,他按照中央广播员的原话向我们传达了同样的意思。老师特别强调,要统一口径,毛主席逝世了!国林同学不解地问老师,什么叫逝世?老师说就是逝世,不要问什么!国林接着问,毛主席是不是死了?老师说,毛主席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是逝世了!国林说,他是不是跟我爷爷一样死了?老师作要打人状,同学们也就不敢再问究竟了。我们回家后,见到了生产队的会计,他在我们家道场跟我父亲几个中年人在讨论同样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会计是我远房叔叔,他家里平时可以从生产大队拿回来报纸,了解政策多,国家发生大事,人们都首先从他嘴上知道。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没有怎么评说,只是做出了一个农民胆小时特有的怂肩动作,还说国家要发生大事了!
答题。在机器房上学时,有一天下午,我大姐收工后,和几个生产队的姐姐、嫂子们一起围在教室门口看我答题。当时老师出一了个题目,8+4等于多少,要上黑板演算。第一个答题的是我二哥。我二哥大我三岁,都在一个教室。我二哥不会做,愣在黑板下不说话。老师就点我上去。那时计算加减法唯一的方法就是数小木棍。小木棍是我们放牛时,从山上找的篙子杆,因为又细又直,而且轻巧,便于携带。这次老师突然点我,我来不及数木棍,就数指头。结果十根指头不够用,我就看到了板凳上的两个榫眼。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两个榫眼的样子,如果没有它们,我肯定算不出来这个加法的结果。我上台后,站在凳子上,在黑板上写下了答案12。但我把“2”写成了“N”,老师却认可了我的答案,说“2”写的睡着了,当场表扬了我。我大姐在外面看到这个场面,回家跟父母讲了,说我是个读书的料。人被肯定的印象会留下永久的记忆。
同学间的流血事件。在陈功强家里上学时,发生了一起流血事件。雷明珠跟雷尚根同学,因为一个什么问题发生争论,继而引起打斗。雷尚根同学力气大,将雷明珠同学按在地上动弹不得。雷明珠感觉受到羞辱,起身后捡起一块石头朝雷尚根的头上砸去,导致雷尚根额头鲜血直流,送到赤脚医生陈月良家里缝了十几针。那个年代发生这样的事件后,受伤者的家长通常不会到学校闹,而是打人者雷明珠的母亲冲到学校,当着同学的面用细木棍将她的儿子打得死去活来。雷明珠身上被抽出很多道血痕,我们当时能看出来,那是真打。
会考。那年代,象我们这样游击学校有很多,以前考试都是自己老师组织。直到我上第二个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相邻的两个学校第一次组织了统一期末考试。记得那是一个雨天,而且雨很大。考场设在我们六队学校。那次会考,我取得了两个学校第一名的成绩。唐老师特别高兴,奖了我一支毛笔和一本信纸,同时还有一张奖状。那是我上学后第一次得到的奖励,所以印象特别深。
一件尴尬事。我在四队吊楼读书时,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带我的外甥。当时大姐嫁在四队,跟公婆关系不好,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时,孩子没人带,就送到教室让我带。外甥小我七岁,当时只有一岁多,但比较听话,不会说话,却会接老师的话,老师讲个什么,他也会跟着“啊”的一声,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这还不算,有几次外甥在教室屙巴巴,臭得同学们只叫唤,我那时也爱面子了,一直感觉不好意思。时间过得真快,我当年在教室带的外甥,已经四十岁,当了20年的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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