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三十八）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三十八）

第二章城头高悬招民旗

俗话说："插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清朝初年，当浩浩荡荡的外省移民大军从四面八方汇聚于巴蜀大地的时候，所过州县，到处飘扬着一面面招民垦荒的大旗。如果说战乱所造成的巴蜀空虚，为外省移民入川创造了客观有利的环境，那么，清廷不失时机地推出一系列招民实川的政策，则为汇聚于四川的这艘移民之舟，提供了导航保障和可供停靠的港湾。

一、"川民实川"

清政府对于四川的治理，虽然与军事征服同步开展，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建天府行动，则是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才全面揭幕的。

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攻占重庆，击破川中残明势力，基本控制全川局势，到康熙四年(1665年)，川省政府由保宁迁至成都，社会政治局势全面转入正常状态，再到持续了9个年头的"三藩之乱"告平，四政局这才算真正进入了秩序稳定的新阶段。

面对全川州县凋敝、田地荒残、人烟断绝，百业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清政府为医治战后四川的创伤，开出了一个4个字的药方："招流垦荒"。

虽然早在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就制定了四川"荒地听民开垦"的政策，并给予一定的物质赈济及减免优待措施，但主要还是招抚四川流亡在外的民人归籍，似乎尚无明确鼓励他省移民人川垦荒的意图。

接着，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川巡抚高明瞻说："目前收拾一着，惟招流垦荒为急耳"。高明瞻入境后，即大张告示，谕令军民人等，"凡抛荒田地，无论有主无主，任人尽力开垦，永给为业"。高明瞻再次宣示的这些政策，其根本用意也仅在于招抚本省外逃之民归籍，这时，外省移民尚未成为招徕的对象。因此，这些政策并不构成日后鼓励外省移民入川政策的先导。

根据史料记载，清廷虽然早在顺治元年(1644年)即定下"垦荒兴屯"之令，但那是就全国而言的，并非专门针对四川的。在四川地区，直到顺治十年(1653年)才开始规定： "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表明白当年起，清廷已经从法令上允许四川招募流民，开垦荒地。然而由于当时四川仍处于兵连祸结之中，大部分州县仍在残明及地方势力的控制之下，清廷实际控制的区域相当有限，因此，它不能不将主要精力放于军事之上，暂且无力也无暇招徕流民，安抚地方。

在尚未实行招纳外省民户入川的政策之前，清廷为了度过这段极荒时期，唯一行得通的恢复经济的措施只有两条：一是发展屯田，二是招辑流亡。

屯田是古代社会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措施，特别是在边疆用兵和战后局势不稳、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亟待恢复的地区，通过采用军屯与民屯并举的措施，可以在短期内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就以四川地区而论，在历经长达半个世纪的宋元战争破坏之后，为了扭转战后人户逃散、田园荒芜的局面，元朝也曾经在此区大兴军屯和民屯。这样做的结果，的确在一定时间内，有利于军队补养、巩固边防，又有效地安置了一些无地户，有利于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官府收取的地税粮食偏多，经常征调屯田军、民承担各种杂役，此外，屯田户还要遭受屯田官吏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到了元朝中期以后，屯田户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被迫纷纷逃亡，屯田制度也随之而废掉了。

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为了军事需要，开始在四川设立军屯，同时还拨银50000两，令四川地方政府派员到陕西购买农业生产所需的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发给保宁、顺庆、龙安、潼川等府州县开展屯田。在这一阶段，清廷主要是通过以民屯招徕流民垦荒的形式，对垦荒流民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一系列优惠便利措施，试图通过此举吸引逃亡的川人归籍，以便充实四川人口。这就是所谓的"以川民实川户"的基本方针。

这种以民屯招徕流民垦荒的形式，虽然包含有"授荒田为永业"、"得人籍占田"等规定，尽管也曾取得一定成绩，陆续收获了一些粮食接济军需，但是，由于税收紊乱、赋役繁杂、产权不明、胥吏苛扰、起科太急等原因，当时民以有田为累者不占少数。因此，从吸引流亡的川民返籍，以充实四川人口的目标来衡量，通过这种方式来招民，显然是很不理想的。

在招徕流民归籍复业效果不甚显著的情况下，清廷不断调整政策。为加快川人回籍进度，便利川人从外逃地返回原籍，川省还特别许诺，给归籍之人发给引照，提供路费，捐措口粮，甚至"另发舟车，差官搬取"。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议准："四川寄寓外省流民，各督抚造册移送川省，妥给口粮舟车，差官护令复籍"。显然，这些措施都是为流寓外地的川民归籍复业提供便利条件的。正因为外逃的川人归籍仍不踊跃，所以川省才特别开恩，同意派出专门的"舟车"，由官吏前往搬取迎接护送。这里的"差官搬取"，显然是作为一种优待措施，似不应该作为押解捆绑、强制移民来解读。

但是，即使这样，收效仍然甚微，很难实现"川人实川"的根本意图。有鉴于此，川省政府又决定采取重点突破，以重点带动一般的策略，把招徕工作的对象集中瞄准于流亡在外的"蜀绅"身上。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就在一封奏疏中说：蜀省绅士，"旅寄于秦、楚、滇、黔、江、豫等处"，拒不回籍，其"子弟依然阀阅翱翔于他省"。为此，他请求朝廷下令， "通行各省督抚，将蜀绅发施行"。康熙六年(1667年)，张德地再次上疏，强调发遣蜀绅回籍的必要性，他指出：一户蜀绅的家庭，人口众多，加上僮仆，"多者五七十人以及百人，少者亦不下二三十人"。"如得彼一家归里，附会之众咸亦随之，可抵贫民数十家"。因此，他建议朝廷采取措施，颁诏天下：要求各省督抚，对所辖的郡邑来一次"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一经查出，即刻发遣回籍，"敢有抗拒不归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处；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不时可以从某些族谱上，见到有的暂居外省的蜀籍人士，决意返乡的记述。最为典型的是邓小平的返籍祖从广东回到四川广安的事迹。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依据民国广安《邓氏分谱》，对清初邓氏家族先祖返籍的动人故事作了这样的记述：

邓防(广安邓氏明代最后一代祖)于明末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邓嗣祖、邓绍祖)同赴粤东其父(邓士廉，时任广东海阳县令)之任上......邓嗣祖，字绳其，乃邓氏清代的一世祖。嗣祖七岁时随父赴粤，在高耀县三叉河遇难不死。其时父母俱丧，仆婢尽亡，钱物全无。嗣祖携弟绍祖沿路乞食，流落到一个伍家村。伍家村有个伍员外。伍员外询问了这落难的兄弟二人的来历，大概很喜欢他们，于是大发恻隐之心，把这兄弟二人留下，供其食用，还于宿舍教其文学。等嗣祖长大以后，伍员外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不久，嗣祖在广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邓琳。邓嗣祖在广东的时候，因遇考，得遇一个其祖父邓士廉的故人之子李仙根。这个李仙根当时恰为督学使者。这时李才告诉嗣祖其祖父邓士廉殉难之事，并谕令嗣祖回籍。想嗣祖一定大悲大恸了一番，然后带领妻儿及弟弟绍祖于康熙十年(1671年)回到四川。

不过，像邓嗣祖兄弟这样从外省返川的蜀籍人士，实在太少，与大量逃亡失散的人口数目很不相称。这时蜀籍人士之所以很少返乡，绝非偶然。因为当时全国普遍面临田园荒芜，亟待复业的局面，四川官方要求各省协查川民，很难想象会得到各省的全力配合，其效果必然是不佳的。加之，紧随其后的三藩之乱，使重新陷入战火之中，这就给了外地的蜀绅有更充足的理由继续留在外省，以至到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六月，朝廷还在依四川巡抚姚缔虞奏，重申"匹乡绅应回原籍"。由此反证出，当初各省对发遣蜀绅回籍的态度是何等敷衍，在这种背景下，要想通过此举来掀起川人回籍的高潮，显然是不现实的。

简斌全

文能换骨余无法，学到穷源自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