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四十七）

简斌全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四十七）

上述3个坝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均处于紧邻川江正流，其地基本上属于河流改道后所形成的河滩地，土质不好，随时可能遭受季节性洪水的淹没。这种河滩地，在四川当地被人称作"水打地"，由于收成不稳定，无人愿意耕种，经常被抛荒闲置。陈时安一家由闽入蜀后，何以首选顺庆府南充县境内嘉陵江段的河滩地作为落脚点和初居地，族谱没有记载，据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客观条件看，这与他们人川时间较迟有关。由于顺庆府在清初是较早属于川省政权治下的3个府之一(另外两个府是阆中府与潼川府)，社会秩序恢复较川西地区为早，吸收外来移民相对较多，荒田荒地开垦较为充分。当乾隆十七年(1752年)陈时安一家由四川东部就近进入此区之后，这里早已无荒可开，无地可佃。在这种背景下，只有不为人们看好的河滩地可供他们选择。

其次，从主观条件看，河滩地正好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这些不被人们看好的河滩地，虽然有被洪水淹没的不利的一面，但由于濒临江河，却有利于从事水上养殖。前文述及，陈时安一家在原乡虽然生活在福建博平岭东侧的大岭村，但其下有九龙江的支流经过，在土地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他们祖上就是依靠养鸭作为副业，以弥补家用。长期的养鸭实践，使他们一家掌握了一套在江河池塘中放养鸭子的特殊技能。因此，无人佃耕的河滩地正好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场所。

最后，最重要的是，河滩地虽然土质较薄，不宜于种植稻麦，但由于沙层堆积所形成的土壤透气性能好，特别适合栽种经济作物烟叶与花生。烟叶与花生是福建闽西原乡常见的农作物，家家都能种植。根据口碑资料，陈时安在柳林坝定居后，就是靠种植烟叶发的家。而上文引录的，跟随他人川的二儿子陈兆涵，时年10岁。当陈兆涵16岁时，却早逝于遂宁南坝芋头嘴。据传，死因就是因为在河边守夜，不慎失火，被烧死在花生棚子里。

正因为以上这些主客观条件的结合，这才使得来自福建的本书主人公--陈时安一家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河滨人家。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移民在定居地采取"临河而居"的居住方式，主要受定居地的经济生活方式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当移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异乡环境中生存，首先面临的是维持生计与站稳脚跟的问题，因此，在选择居所时，当务之急自然是考虑如何有利于发挥自己的谋生优势。于是，随着他们所携带和掌握的诸如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与经济技术的推广与普及，这部分移民也就相应地在沿江地带定居下来。

除了上述经济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进去：一个是政治因素，即来自地方官府的行政安排；另一个是传统人文习惯因素的影响。

关于前者，据《云阳县志》记载，云阳县的移民夹着滚水分作南北两岸(应作东西两边)，南岸是明朝洪武时从湖北麻城孝感迁来的，清代成了土著老户；北岸则是康熙、雍正年间迁入的寄籍户，其中以两湖人士最多。他们迁移时间不同，形成的风俗习惯也有差别，大致南岸俭而北岸奢。这里提到，分布于云阳淡水两岸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他们只是由于迁时间早迟不同，而分居于滚水两岸的。他们之所以保持沿江而居的方式，可能是自发形成的，也可能是受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这是因为，当地土客矛盾由来已久。"土著之民无券契，自云洪武年间来蜀，挽草为业"。在清初"颇仇客民，久乃相浃"。在这种背景下，既然一岸以土著为主，把新来的客民相对集中于对岸，利用天然河流分岸居住，就能有效地避开"土""客"之间的冲突，从而有利于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清代，这种依靠行政手段干预移民居住方式，不仅限于临江地带的云阳，就是在川中的威远县也有类似情况发生。据记载，该县土著之民，大多集中在明代所设立的东西南北四乡，由此形成为"东西南北，半多老户"的格局。清初以来，随着大量移民的涌人，"有司虑无以处之，于是，捐兹一隅之土处客民焉"。也就是说，清朝又在原来四乡的基础上，特地为安插移民设置一个新乡。只不过，被分隔开的客民，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其居住地不是设在水边，而是被安排在相对偏远的山区。

关于后者，即移民居住方式受传统人文习惯因素影响的现象，集中表现在湖广人聚落形态的外形，大多呈长条布局特征。在四川乡间各地，但凡是湖广人的民居聚落，一般都采取"一字形"长条布局，民间习惯称之为"火筒子"房。这种聚落布局模式，正是湖北民居的基本特点。据研究，由于受基本环境因子--河湖水体的影响，湖北民居聚落一般沿水体边缘伸展，自然而然便形成为长条形布局。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由于受地貌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水道是古代最重要的交通线路，聚落作如此延伸，可以最大限度地分享区位优势。深受湖广文化影响的四川人，其民居聚落遍及巴山蜀水，尽管许多建筑民居不再临江，但由于受原乡传统人文习惯的影响，至今仍然采用"一字形"的布局模式，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就在于此。